再有就是沉重的农民负担，之所以说它沉重是就生产关系而言，这主要是指封建田赋的沉重。田赋历来是政府的主要收入，以往都属中央财政，清末以来各省督抚权力大增，特别是庚子年以后，明里暗里截留田赋已不是什么秘密，满清政府穷于应付，也只有睁只眼闭只眼了，革命时期，一些地方势力趁机坐大，不受中央控制，田赋自然也就不再上缴了。军阀们了大财，农民们却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好处，反倒是更加贫困。田赋是国家地大宗收入，同时又是相当混乱的，即使是归中央财政的地区收取标准亦不甚相同，至于军阀控制地地区在田赋征收上更是随心所欲，任意妄为，有地地方对征税人员仅给微薄薪金，或者干脆不给，任其私自浮收。
真正可怕的还是正税之外的附税和预征。
先看附税。由于加赋之权完全操诸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滥用此种职权，乃变本加厉以造成各省附税过正税数倍或数十倍之怪现象。苛征附税是地方政府加强田赋盘剥的主要手段之一。
四川似乎附税不多，但却是预征最严重的省份，民国元年才刚过，一些县已经开始证民国五年六年的田赋了，最离谱的是甚至已经征到民国十年，以致天府之国哀鸿遍野，在这样下去只怕孙子辈地田赋也要缴了。
天有不测风云，地上课以重税，中国农业始终困扰在这两大枷锁之中纪地中国农业似乎依然停留在了中世纪。
作为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国奉行地依然是小农经济，无论是自耕农还是佃农，经营规模都很小，生产工具也很简陋，对土地的投入几乎等于零，农作物的产量自然是比较低的，不过与西方各国不同的是自西汉以来，中国便逐渐形成了精耕农业，靠劳动力的大量投入而实现的精耕细作，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生产资料投入的不足，因而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并不很低，但中国历来的赋税或田租的支出是相当沉重的，单靠种地求得温饱还是太困难了些，因此，自古以来，在中国便形成了“男耕女织”、“以织助耕”、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家庭养殖业相结合这一经营模式，比起西方的农民，中国的农民更加显得万事不求人。但这一切从鸦片战争后慢慢开始了改变，随着西方商品越来越多的涌入，小农经济开始瓦解，中国的农民本就因为满清政府的统治陷入了极端的贫困，西方商品的冲击又使得传统的男耕女织趋于破产。更糟的是屋漏偏逢连阴雨，自世界大危机爆以来，各国在高筑关税壁垒的同时大肆实施商品倾销，关税壁垒打击了中国的农产品出口，倾销则是带来了大量的进口，显然这种倾销还具有摆脱危机和转嫁危机的主观恶意。
在这个欧美各国工人大量失业的年代，中国的农民也正在失去赖以生存的最后一点点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