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还有一个相当奇怪的现象，由于近代高等教育起步较初、中等教育早，以致初、中等教育竟相对滞后。而教育资源的分布也极不合理，为数本就不多的新式学堂集中于少数几个城市，在一些基督教势力能够达到的地方也建了少量的教会学校，而在广大内地则几乎完全找不到新式学校，这种状况导致的必然地结果是。教育在沿海沿江省份愈展，广大内6地区则愈落后，文化的落后及人才的缺乏又进一步制约经济的展，经济落后，则教育也就更难展。
专业结构与课程设置是保证教育目标得以实现的重要内容。但目前的情形是文实比例严重失调，课程设置也极不科学。文实比例失调当追溯至的戊戌变法运动。出于变法的需要，一大批法政学堂应运而生，以培养精通政治、懂得法律并善于执法的人才。加之知识分子在科举制度废除后的官本位思想依然如故，对于理化等知识也表现地漠然和不屑一顾。课程设置的不科学主要体现在高等教育方面，并成为制约高等教育展的一大障碍。学校课程设置凌乱、忽视基础课、缺乏系统性、不合中国国情则是课程设置方面面临的主要问题。设置统一的课程制度固然不利于高校“独立精神由个性”的挥。但在高等教育展很不成熟，各校自定课程毫无经验地情况下，放手让各校自行制定，必然导致课程设置日趋凌乱、弊病丛生。
当然，教育经费的紧张也是一个严重地现实困难。
张文英所提出的新的教育宗旨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
由于得到了美国退赔的大笔庚子赔款。教育经费暂时不成问题，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钱以外的困难了。
先就是兴办师范院校。甚至直接从汴京大学中分出部分师资力量组建国立河南师范大学，通过大力展师范教育，增强初、中等师资力量，同时加大对于初、中等教育的投资力度，使适龄儿童能够得到相应地教育，同时也为高等教育培养合格地生源。而事实上即便是教育比较达的沿海沿江地区地情况也并不容乐观，而且这些地区人口稠密。也的确需要更多的学校。所以在建设中小学的时候张文英并没有特意的偏颇，而是提出了相对均衡展的计划。
对于课程设置方面的问题。张文英采取的是统一管理的办法，这对于大学的长远展当然是不利的，但是也顾不得了，毕竟两害相权取其轻，眼下的问题才是最重要的。不过张文英也不是完全没有考虑高校的长远展，统一管理只维持五年时间，今后还将放开，这段时间重点还是为各高校储备各方面的技术人才，制定正常的教育与科研计划，最重要的还是要培养高校的管理人才。
至于教育的专业结构问题，张文英倒是有他自己的杀手锏，那就是科举。有时候中国人的官本位思想倒也不一定就是什么坏事，只要国家的政策向哪个方面稍有倾斜，就能一下子吸引大批的知识分子投身其中，张文英所做的也正是如此，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公务员的分科考试，要从是司法的自然要去学习法律，不过对于更多的技术性公务员来说，学习理化自然更加有利，与那些企业里的技术员工程师相比，这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才是真正有吸引力的。
经过一番改革与整顿，加上有相对较充裕的资金做后盾，中国的教育终于在艰难的前进着，不过张文英相信，就像汴京大学的校歌一样，那时成就令人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