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2oo人的水手火枪队和1oo名特种营战士联合组成的夜袭队，这一天一早在石排湾（后世的香港仔）的南部海滩上登陆，然后穿越整个岛，在尖沙头对岸得到大批疍民水手和渔民、海盗的帮助，在天色全黑后渡海对尖沙头官军船厂起了突袭。
夜袭队携带大量的霹雳燃烧火箭，还有大量手雷及桐油。
官军船厂虽然也得知了白天珠江口生的事，但是袁进、李忠借口去广州城求援离开了船厂，因此船厂内失去了头目的指挥，人心惶惶之际，船厂内的官军和工匠们根本就没做任何防御准备工作。
因此，船厂轻易地被夜袭队打开了大门。三百名战士事先准备的大量武器弹药一点也没派上用处。
袁进、李忠以他们俩出色的嗅觉和与中华军多年对抗的经验，提前逃跑，以致夜袭队失去了主要战斗目标。
官军水师船厂被一把火烧掉了，所有的工匠全被掠到了台湾魍港。
浙江舟山群岛也在正月里被中华军抢占，尹峰派出一批工匠和荷兰工程师，开始在舟山岛上建设一座军港。
在万历四十五年的正月里，中华军以海上力量为主力，利用海上战舰的机动能力，在长江口以南一直到钦州的数个布政司辖区，数千里的海岸线上起袭击。
各地官军水师在一个月内几乎被消灭得精光，侥幸幸存的水师船只也躲在港口内打死也不敢出海。虽然中华军从来不把官军水师当个菜，但还是毫不留情消灭了他们，而且几乎没有经历过一场像样的海战。
大明朝的数千里海岸线同一时间一齐告警，告急塘报雪片似得飞往京师。
这只是战争的开始。朝廷开始把中华公司正式宣布为台湾海寇，诏告天下十三布政司辖区所有民众，无论何人以钱财或人力支援海寇，就是叛逆大罪，杀无赦。
但是在如何对付中华军在海上的战略主动权这个关键问题上，明朝朝廷并未有什么政策出台。兵部下征兵文书，户部向内阁要求增加赋税用以充作军费。方从哲向万历皇帝递上奏折，请内孥做军费，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反应，奏折留中不。
中枢部门虽然忙忙碌碌，但这只是出于官僚机构的处理紧急事务的惯xing，整个大明朝中央机构在应对“海寇造反”这种前所未有的事情时，完全是凌乱和目的不明确的。兵部倒是推出了一套计划，要调动全国的精兵聚集在南直隶、浙江、福建、广东的沿海地方，坚壁清野，迁海墟地，断绝对台湾海寇的供应，想以这种明初实施的严厉的禁海迁界措施来饿死中华公司海寇。
问题是，中华公司不是历史那些没有海上基地的流动作战的“倭寇”，他们如今不但能够粮食自给，还能把大量稻米销售到福建、江南，养活几百万内地百姓，“断绝接济”这种招数根本是兵部官员闭门造车的空想。即使是明初那么严厉的禁海，也没能断绝了走私海商的商品销路，如今大明朝在东南沿海的统治力量如此薄弱，要想重新开始迁界墟地，只能是把更多的沿海民众推到中华联合公司这一边去。
明朝官府内部也有人看到了这一点，福建总兵沈有容、光杆浯屿水寨把总俞咨皋上奏朝廷，反对禁海迁界。他们也反对立刻和中化公司决战，但是他们也拿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来对付中华军的水军力量。
明朝对于台湾、吕宋的情况也是两眼一抹黑，什么情报都得临时开始收集：无论政治、经济、军事，中华联合公司虽然已经成立十多年，但是明朝官方内部基本上懒得去全面了解中华公司的情况，除了沈有容这样的有预见xing的人物早就开始派出间谍混入台湾内部以外，其他无论军队还是官府，对中华公司的了解都只限于少数几个官员的只言片语，以及去过台湾、吕宋的商人们零星的见闻。幸好还有个俞咨皋在，他对中华公司和中华军内部组织机构的了解足够多，因此他已经被朝廷重新启用。
正月之后，千里海疆暂时停息了战乱，冬季的北风也不利于中华军舰队的行动。而这时，朝廷开始向沿海调兵和内部争论不休的情报，由潜伏在京师、南京、福州各地的中华公司暗桩间谍不断往台湾港。
尹峰在泉州接到有军情部转来的最近几期邸报。明朝中枢机构很轻视保密工作，什么样的奏章、塘报都会在邸报上刊登。
曾棋前来见他，板着一副老脸，很不高兴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