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又让盛以弘非常不满，嚷嚷了半天。
这天，徐光启提出了大明朝廷的一个要求：中华军停止在江南地域及其他地方执行的“折辱士林”政策。具体就是指中华军强力推行的“三年免征”、“士绅一体纳粮”以及取消人头税的“摊丁入亩”政策。这些政策主要打击的都是明朝官僚大地主的利益，对中小地主的损害有限。对普通佃户、小自耕农而言，这些政策是完全有利于他们的。
江南世家大族很多是传承百年的大家族，互相联姻，加上同学乡里关系，几乎可说是同气连枝、一损俱损。他们都有科举功名和官绅地位，享有大量特权地位，比如妻妾田宅奴仆的数量、范围要比平民多，土地不用缴税。这样的特权情况在大明朝已经上演了几百年，忽然之间这些特权就被中华军打破了，在江南引起的震动可说是翻天覆地。另一方面，中华军也没触动土地根本制度，对于老实合作的大地主，还是加以保护的；同时，中华军得到了小自耕农和佃户的支持，还引进了不少富裕的海商来江南卖地置业，导致当地铁板一块的士绅地主阶层的团结土崩瓦解。
在中华军占领江南半壁土地之初，三年免征政策就已经使他们得到了自耕农、佃户阶层的支持。随后在推行“士绅一体纳粮”、“摊丁入亩”等政策时，中华军又以武力镇压了所有的反抗者，对那些官绅大族毫不留情，几家传承百年的士绅家族被连根铲除。包括此时因罢官居于松江的书画大家董其昌，也因为抵制士绅一体纳粮的政策，被陈衷纪命人查出纵容奴仆犯法等事，发动新成立的民兵团练抄了童其昌的豪宅。
因此，江南镇守府的镇守使陈衷纪在江南地方素来有“陈屠夫”之称。
新加入大明谈判使团的谢学成几乎是声泪俱下地控诉陈衷纪的暴行，要求海寇—中华军立即撤离江南，并且赔偿江南士族大家这些年来的损失。
徐光启很无奈地坐在那里一声不吭，袁崇焕等人则是有点困惑。而盛以弘这一派就站出来支持谢学成的意见，指着对面的中华军代表大骂“流寇土匪……”
这一下，轮到中华军谈判代表发火了，以曾岳、徐鸿基等人带头，集体退场，不谈了。
徐光启此时除了无奈还是无奈，这根本就是不必要的节外生枝。他本身也是出自江南地方的世家大族，很明白江南地方的情况。通过孙承宗的信件，他已经知道：这谢学成半路里杀出来的谈判条款，根本就是那些躲在金陵城内的江南世家大族子弟们鼓捣出来的，想乘着大明招抚海寇的机会，将海寇们赶走，最好还能讨回一些这几年来的损失。他们根本就不明白实际情况，被利欲熏心遮住了眼光：大明和中华军两者中，最想要和平的、最希望能够暂时停战的是大明朝廷，而双方之间的战略主动权依旧还是掌握在中华军这一边的。这些江南士绅大族们根本就没看清这个残酷的事实。
当晚，尹峰下令自己的亲卫队出动，封锁包围了大明钦差使者居住的安海馆。徐光启等人再次被软禁起来，同时，曾岳来传话说：船主大王尹峰现在要往江南增兵，还要在江南释放所有贱籍世仆。
奴即富户家内奴仆。古称臧获﹑苍头﹐元代称驱口﹐明代称贱民，子孙世世为奴者称世仆。奴仆隶属于主人整个家族﹐地位极低。在《大明律》中﹐奴婢只可自相婚嫁，例不许聘娶良家，除非是良家自愿娶奴隶的女儿，至于奴娶良家妇女。则绝对为法律为社会所不容。私宰牛马杖一百，打死奴隶，比平人减死一等，杖一百七，奴隶的生命和牛马一样！
嘉靖以后﹐江南经济发达﹐江南士绅世家大族之中，富户尤多﹐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卖身为私奴者日益增多。有的富户蓄奴多达一两千人。凡此类奴仆都立有卖身契约﹐子孙累世不得脱籍。江北奴仆系由缙绅雇募﹐河南﹑山东等省都有蓄奴之风，但数量少于江南。
万历未年﹑天启初﹐中华军打到江南之时，江南各地奴仆开始起而反抗主人，奴变遍及湖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地。奴仆乘势**﹐奴仆占据主家田产﹐散发主家粮食﹐并捆其主人﹐斥问“奈何以奴呼我?”
在此次江南战役中，中华军在江南占领区更加扩大，有组织的奴仆造反更多了，有“铲主仆﹑贵贱、贫富而平之”的口号﹐直指主奴压迫关系。江苏嘉定等地的奴仆操戈索契(卖身契文)﹐踞坐索身契者数万余人﹐声势浩大。有的地区奴仆有自己的组织﹐如湖北麻城有“里仁会”﹑江苏太仓有“乌龙会”﹐金坛等地有“削鼻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