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二月的山风是不大让人安静的下来的。
特别是这种高原地带，淅淅沥沥的小雨夹杂着丝丝冰粒子，借着山风直往你身上拍，脸上红得通透，又直往你脖子里，骨子缝里乱串，直当想把自个儿抛进煤炉里才解了这一身的寒气。
一个上坡，中巴士颤颤巍巍的轰鸣着本就不悦耳的柴油引擎，望着过来的山路，得亏四个人在车顶棚抓得牢，不然，几次都只差滚下山去，见了马克思。
“凉的很！凉的很那！”
路金龙拉起油亮亮的衣袖蹭了蹭红扑扑的鼻头说着：“龟儿子嘞！”他是爆破手，川军第20军下来的，参加过淞沪会战，常德会战，后来部队打散了，跟着湖南当地的红色武装参加了八路军，建国后在河南整编，四九年中随大军入了贵州，参加剿匪。是个不折不扣的老兵油子。
对面的“山鬼”踢了踢金龙，示意他提高警惕。“山鬼”原名张科怀，和金龙一个部队出身，使得一手好机枪。他从小便在地主家做长工，练了一身的腱子肉，由于皮肤黝黑，面相外人看来又有八分凶煞，都叫他“山鬼”。
身背后沉沉的压过来，我知道又是胖子要借我打盹。他叫杨鹏，通讯兵，是我们中唯一一个上过高中的人。说是胖子，也不是很胖，但透过体型是能看得出这家伙绝不是任何我党的部队能培养出来的，他不愿意提及，只有我知道，他在重庆干过发报员，当然是军统的手下，有这么一段历史，对谁都没好处，好在他“口头上”是信佛的，也没干过什么残害同胞的事，在重庆解放前，颇有慧眼的投诚到我军的旗下，况且上级一向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之前的就算是历史遗留问题了。
我，小名如水，爹娘在9岁时候被征去修筑当时异常浩大的“28拐”工程，自打那日便没再回来过，父母仅存的也是唯一一张泛了黄的合影，背后歪歪扭扭的写着“周先生117”，我便自行添了个“周”姓，当是大名了。15岁跟随当时还只是八路军一个临时办事处负责人的袁超俊做了两年的西南交通员，后随大部队打鬼子，直到抗日战争结束。
四个人都是整编过，依据中央一纸命令来到这，不过，我们与大部队入黔是一档事，还有一档更重要的事，向织金地区驻守的135团汇报关于织金地区白狗子的情报，今早才赶上去织金地区的巴士，车内本就拥挤，我担心暴露了身份，更担忧路上要是遇到白狗子放冷枪，老百姓吃了大苦头，换了便装，枪械都用麻布裹挟妥当，坐到这车棚子上，视野更开阔些。
从清晨到现在临近傍晚，一天的车程，不是距离远，倒是为了避开白狗子出没尤为猖獗的地带，路线便偏离了些，加之那时的所谓的公路，也不过是多填了层砂砾罢了，战火纷飞的年代，道路早已高低不平，深浅不一。
四人围坐着车棚子，更能体会到这路途的艰险。那时都说不走贵州，不知路曲，车轮儿几乎磨着陡崖的脖子在行进，跳动，一路上着实替司机捏了一把汗。胖子死死的瞪着山下，双手拽着车顶的行李带，生怕一个不留神，便能飞了出去。
到了一个凹型山路口时，车速慢了下来，巴士发出最后的娇喘后，没了动静。我仰头望了望，道路右侧一个直径约1米多来长的泥坑，上端宽下方窄，一个倒放的酒斗模样，周遭是翻新的泥土，明显是迫击炮的落弹点。我递了个眼色给他们，提高警惕。
车里开始躁动了起来，几个大嗓门的妇女声音听得尤为真切，都催促着师傅下去看看路况。毕竟没人想在这种时候留在这种地方。
司机了探头出来，四十来岁，脸上一块紫色的胎记显眼的恨。车里吵闹不停，他不耐烦的回了几句，四下张望，半响才开了车门，一只脚悬在半空，也许是风，也许是恐惧，抖动着，沉沉的踏上地面，走得极其缓慢。
“那有个屋子。”
我朝着山鬼说的那个方向望去，天色渐暗，在半山腰一座土墙屋孤零零的种在那，死气沉沉。这个点了，倘若真是百姓家，也该点灯生炉做饭了，况且这几年匪患严重，大小乡镇哪家还敢单独生活，大多早已搬走。这里是去织金的必经之路，山势险峻，我估摸着八成是白狗子伪装的一个哨卡。
风更紧了些，山边几株树，还残存着的枝叶伴着凌冽的寒气，打着转儿的吵闹着，搞得全身不自在。
“砰！”最不愿意听到的声音还是来了，司机一声喊叫都没来得及发出，便倒了下去。
“拿枪！”我大嚷着。
四人迅速跳下了车，车里炸开了锅，一些焦急的想要跳窗，一些则傻愣着，没了主意。
“不要乱跑！不要乱跑！全部卧倒！远离窗户！”我喊完，让胖子负责群众安全，找些衣服把窗户挡住，不至于成为透明靶子。
“山鬼！”我指了指左手边凹进去的山型“我和金龙去那抄上去，你把白狗子的火力咬在这。”
“又欠我一壶酒！”他拍了拍衣兜里当当作响的钢制酒壶。
“准备！”把汤姆森的保险撒开“给狗子送饭！”我话音刚落，山鬼的捷克机枪也响了。
“走！”弓着身子，一路借着山路边上的泥坎掩护，金龙紧随其后，移动到了凹槽。这下可算点了马蜂窝了，机枪，冲锋枪，步枪一下子全招呼了过来。子弹擦着石块，四处飞溅，只觉得头皮发麻。万一山上是个连队之类的阵营，我们这些人得壮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