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下午，刘储给我打来电话，以虚弱的口气说：“你下班以后过来吧，我病了。”
我一听，有些着急，盼望下班之后早点过去。等到了六点十分，梁海波迟迟不宣布下班，又过了十几分钟，梁海波召集大伙，说：“来，正好广星也在，咱们开个会，我简单说几句，总结一下这段时期的工作情况！”
他可真有屠夫的风范，滥用他人时间时毫不手软。从以往的经验来看，他所说的几句的范畴着实够大，完全超出具体意义。这让对数字敏感的我暗暗叫苦，同时盼望他能早点讲完。可是梁海波没有政治家的才能却有政治家的热情，他越讲兴致越高，讲到后来，内容已然超出工作范围，开始任意发挥，双手不停地指指点点，各种手势轮番出现，我都能看到泡沫星子从他口中喷出：“公司要想做大做强，必须有一份完善的规章制度，所以，大家都给我记住了啊，我制定的这些条例，是我总结出的宝贵经验，实践证明，它们是非常有道理的，所以这就是咱们的指导方针。还有，我一直强调的——咱们要跟上时代发展，这就叫做与时俱进。工作中吃点苦头没什么？人吃不了苦，你就享不了福，现在这社会可是以财富论成败的，不服可不行啊！咱们要挣到更多的钱才能做到上能赡养老人，下能抚养孩子……”
听他这么热情地说着，我比受了冷落还要难受。我低下头，盯着他锃亮的皮鞋，努力做着心不在焉的遐想，直到眼神出现虚化。
梁海波正讲得兴头上，梁广星的手机铃声响起，“在你的心上，自由地飞翔……”
梁海波呵斥道：“关了，关了。”
梁广星说：“老李的电话。”
“广星啊，你这普通话还得抓紧练练，都来石家庄两三年了说话还一口家乡味！”
梁广星点头称是。
梁海波把手一挥，说：“所以嘛，这个学习很重要……”
《自由飞翔》的铃声又响起，梁广星接了电话，说：“开会呢，一会儿给你打过去！”
梁海波加重语气，说：“我再补充一句，咱们说话要说到点上，广星，你跟老李说一句话用十分钟，我用一分钟，这就是差别，知道吧？”
梁广星听到提他，急忙点头。
“广星他现在越来越明白我的意思了！”梁海波很满意地仰起头，然后顺便看了一眼挂在墙上的钟，带着意犹未尽的意味说：“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你们回去认真地想想我刚才讲过的话。”
终于解脱了，这时天色已经暗淡了下来，我对省会道路已有了整体了解，白天确信自己不会迷路，可是晚上就难说了。我暗暗焦急，赶紧给刘储打了电话，按照他给的路线走，半个小时之后顺利到达。
这是一个位于二环边上的小村子，刘储的住处在一户农家院里。一间小屋子，一张大床，一个梳妆台，一个小衣柜，一把椅子。
此时的刘储趴在被窝里，哭诉道：“今天早晨起来，我说好长时间没运动了，锻炼锻炼吧，就在床上做了三十几个俯卧撑，谁知道肚子疼了他妈一天，连着去了三次厕所。现在近乎虚脱，浑身无力。”
“我当是什么事呢？”我听了，哈哈大笑。
“你还笑？我不管，我要吃好吃的。”
我掏出裤兜里的钱，共有一百多块，我说：“行，满足你。你想吃什么？”
“我想吃板面——加俩鸡蛋。”
“妈的，我给你加三个。”
“再要一瓶啤酒，青岛的。”
“我给你买两瓶。”
这时，我听到两个女生的大声交谈声，透过窗户，对面屋子窗帘上人影晃动。
我有些好奇，问刘储。
刘储告诉我：“对面住着两个女的，有一个还挺漂亮的。不过，我和她们还不熟。”
“赶紧跟她们混熟了，然后介绍给我！”
刘储得寸进尺，“那你再给我加一根烤香肠！”
又是一个难得的休息日，自然醒来后，我躺在床上，发现自己没有变成甲虫。窗外一束强烈的阳光透进来，快速飞舞的灰尘衬托着房间里的静，这令我不安的静使我感觉自己整个人都迷失掉了，所做的事情都是无意识一般，脑子里充满困惑，混乱中还有种受压抑的恐慌感，生活节奏变得快了，想轻松愉快地工作根本没可能，每当我稍作休息时，梁海波或梁少雷都会跳出来，提醒我要抓紧时间努力工作，反正就是不想让我停下来，甚至加油的时间都不给，巴不得让我成为他们赚钱的奴隶。
这让我第一次对马克思笔下贪婪的资本家蓄意剥削剩余价值有了深切体会。我会唱《国际歌》和《国歌》，也明白其中所传达的意思，可我却没有反抗的意图。我只能安慰自己：工作也是演戏，要尽量避免本色演出，因为这次接戏不慎，角色是个死龙套的。为了六百块的片酬，硬着头皮往下演吧。
我知道一个演员想要成为一个好演员，除了具备“演员的自我修养”之外，还得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我身边没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的自我修养》，只有一本薄薄的《萌芽》杂志，这是我在一周前买的，看了一周都没看完，不是因为它枯燥难懂，是因为我难觅空闲的时间。
我向我的大学女同学林纤春抱怨。有一种朋友，不需要成天形影不离，也不需要“等价交换”，只是在想感慨时，她总在那里。林纤春是在我离校之后唯一保持联系的女性朋友。其他的女同学，在学校时嘻嘻哈哈的好像关系不错，可是不在校园之后，她们从没主动联系过我，尤其是在她们有了男朋友之后。我相信男女之间可以有不沾染性的友谊，可我觉得她们没把我当朋友，只把男朋友当朋友的女人，她们怎么会理解什么叫友情。
所以，我只剩下这么一个异性朋友。
林纤春对我说：“你还萌芽呢？我现在已经刻意不去看了，那些文章总是让我想起校园里的事儿。”
“是啊，在那安逸的学生时期，哪里会想到能有现在的险恶处境。”
“也是，你说学校里能发生什么大事呢？老是小情小爱的。我现在改看《南风窗》和《凤凰周刊》了，有时新闻比小说还好看！”
社会新闻也许是有价值的，我个人的新闻却是毫无价值的，它只是单调的交替重复，连被记录到日记里的资格都没有。这都归结于我的工作难找乐趣，每一天的生活都不得轻松。唯一让我感到公司有人情味的是默伟宁，工作当中，他对我很好，人品也不差。他仅比我大一岁，处事态度却比我成熟的多，让我一度认为读万卷书不如去行万里路。我读书学到的东西，都偏于理想化，重于内心，不具备实用价值。
我把他当做学习的榜样，称他为“宁哥”。
一般情况下，默伟宁只负责做设计，在电脑前一坐就是一整天。如果梁海波在场，他一定会对默伟宁的设计提出意见，通常会以关心的口吻强调：“小默啊，你别光顾着搞设计，做累了可以看看报纸，你看今天报纸上这个图设计的多有水平。”说着，梁海波拿着报纸向默伟宁走来。每当这个时候，默伟宁都会停下手里的工作，站起来听他这个不懂设计的人讲设计理念。
有一次，梁海波提出了指导思想之后，让默伟宁照做。
默伟宁表示有疑问，说这个项目不合理，有可能会触犯到施工标准，怕当地政府的有关部门干涉。
“生孩子国家让生一个，人们还多生呢！政府管得过来吗？”梁海波很严肃地说：“你带上陈平去现场考察一下，回来把设计方案给我，咱们这是要挣钱的，你得好好对待。”
默伟宁表示明白，带着我去施工现场。路上，他向我透露了公司的秘密，“梁海波通过固定的关系，先找到工程项目，然后让我设计出效果图，对方看过后满意了就开始动工。他没有自己的工程队，买好材料后，他通知附近村子里的施工队过来，就这样，一个工程就开始了。只不过那些施工队都是熟人，一有活打个电话就能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