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陈总，是我错了，你的损失我来赔。”
陈老板一翻眼皮，露出一大片眼白，说：“你赔？你有多少钱可以用来赔我？要不要我算笔账给你听听？行，我今天就算给你看看，你坐下来看我算给你。”说完，陈老板便用笔在纸上一笔笔逐项地算给我听，大概有这么几项：
直接的有：配件成本、电镀费用、误了交货期的那部分产品空运费用（海运改空运）；
间接的有：由此延伸的生意信誉度，直接影响以后的生意……
间接的不算，光直接的损失大概就是十多万。难怪陈说我赔不起了。我一时愣在那里如坐针毡。说句丢人的话，身上真的冒汗，那不是热得，是急得。你想想，十几万啊，我卖苦力得卖上一辈子啊。我才刚刚开始走上创业之路，就遭此磨难，以后还有人生希望吗？
陈老板算完账一声不吭地走出了办公室，他没叫我离开，也没叫我别离开。他不说话，我只能坐着等他回来。我坐在办公室里，脑子一片空白。
两小时后，陈老板回来了，他跟我说：“你先回义乌去吧，好好想想，想拎清了再给我打电话。”
我默默地离开永康回到了义乌。
我回到义乌后，还没来得及想出怎么处理这个烂摊子，工人们就全上门来讨要工资了，他们怕我连夜跑路。我想，这肯定是主管与品管员把所有的事情都同他们说了，让他们做好要钱的准备。
我在前面说过义乌工厂“家族式”管理模式的利与弊，如果当时我的主管与品管是我“家里人”，我就八成以上可以避免此难的发生。说白了，我这种小小的加工厂根本拢不住主管与品管的心，他们只是在我这里混日子，混一天算一天，反正挣的是工钱，除此没有其他任何想法。书上说的“有效机制”，对我这个原始部落的工厂而言，简直就是对牛弹琴、铁杵缝衣。
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在企业初期阶段，“家族式”的力量是种凝聚力，这是外力很难做到的。
小小的房间里挤满了工人。虽然我口干舌燥地同他们解释，由于他们的偷工以致货出了问题，导致我一分钱加工费没拿到不算，还得赔人家十几万的损失，但工人们是不会听这套说辞的，他们认为干活拿报酬是天经地义的事，其他事他们管不着。
我想想也是，次品与正品都混到一起了，现在没办法再分得出是谁干的。分不出来就没有证据具体扣谁的工钱。我咬咬牙，把身上的两万多元现金全拿出来发了工资。拿出这两万多元无疑是在割我的肉、放我的血，一刀一刀割，一刀一刀捅，我痛不欲生。这两万多元不光是对我，对我父母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
发完工资，我身上还剩下两千多元，这是我的全部家当了。我没有给主管与品管发工资，我是他们的受害者。但他们不会这么想，他们把责任推到我身上，说我整天泡在网吧上网，不管厂里的事，如果严格管下去就不可能出这档子事了。我知道他们说的这句话很有道理，但这不能作为他们推卸责任的说辞。所以我坚决不给他们发工资！
一天晚上，有人敲我房间的门，门刚一打开就从门外涌进五六个人，其中有主管与品管，我当即便明白过来了。我同所有的人讲道理，井井有条地讲，没人听，都嚷嚷着不给工钱就活劈了我。没办法，我只好告诉他们我没有钱了，过阵子再给他们钱。那伙人不肯走，说没钱也要想法子变钱出来。
最后，我实在是没办法，只得对他们说：“要现钱，每人发一半，另一半当是工作失误扣掉了；要全额工资那就等我有了钱再来拿。否则你们就打死我，反正命就一条在这，要，就拿去。”人穷的时候，命也贱，敢与人赌！
他们叽叽喳喳议了一番，最后选择了要一半现钱的工资。我怕再发生什么意外，就让主管留下来，其他人都出去，然后给了他们一半的工资。
工人都走了，车间里乱七八糟堆着未及加工的铁配件。用个词来形容一下就叫“满目疮痍”。更难过的不在这，而是陈老板那儿，到底如何解决这让人头裂的问题？方法我都想尽了，唯有抬腿跑路的方法我没有想过。真的，我很清楚自己这一跑是万事大吉，但就可能永远翻不了身了。虽然眼前惨不忍睹，但远远好过了去年与前年，最起码我已经单干上了，有了开始。我坚信不放弃就有希望，可能过程更加艰辛。我不想失去陈老板这棵大树，说实话，只要他开口，要我如何赔偿我都会答应。
我没钱，但我会慢慢有钱。
我还不起，但我肯定有还得起的那一天。
我没勇气给陈老板打电话，我害怕接到父母亲的电话，我躲在自己的空间里忍受着痛苦，用后悔的方式折磨着自己。除了绵绵不绝的悔意，我还能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