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明报月刊》
潘耀明
我是一九九一年进入《明报月刊》的。当初这一步踏进《明报月刊》的门槛，就跨越了两个世纪。究其实，我在《明报月刊》统共十七年，那是处于上一个世纪之末新世纪之初的交替时期，也是平面出版开始受到网络文化冲击的艰难之秋。
过去不少传媒朋友问我，是怎么进入《明报月刊》的，我说是受到金庸文化理念的感召。这是实话。
二十世纪的某一天，金庸让董桥打电话给我。董桥说：“查先生要见你。”我听罢有点意外，也有点兴奋。在此之前除了应王世瑜兄的邀请，在《明报》副刊写了一个每天的专栏外，与查先生大都是在文化聚会上遇见。他是公众人物，我不过是文化界晚辈，大家只是点头之交而已。
且说我诚惶诚恐地跑到当年北角旧明报大厦查先生偌大的办公室，查先生与董桥已坐在办公室内。查先生与我寒暄过后，让我坐下稍候片刻，他则移步到办公桌去伏案写东西。时间像墙上挂钟发出的嘀嗒声，一秒一秒地过去，空气静寂得像凝结了。为了打破这闷局，我偶尔与董桥闲聊几句，都是不着边际的话题。
大抵过了半刻钟后，查先生从书桌起身向我走来，递了一份刚书写好、墨香扑鼻的聘书给我。接到聘书后，我很激动，也很冲动，只浏览了聘书内容，便不假思索地签署了。当时我还是某出版社的编辑部主管和董事，我还未向原出版社提出辞呈。
这是我迄今接到的第一份手写聘书，而且出自大家之手，岂能不为之动容？！
与前几任的主编不一样，查先生在聘书上写明，除要我当总编辑之外，还兼任总经理。这也许与我之前在纽约大学（NYU）念的出版管理学和杂志学有关。直到两年之后《明报》上市，《明报月刊》也不例外地受到了市场的冲击，我才幡然醒悟查先生良苦的用心：他希望我在文化与市场之间取得平衡，可见他的高瞻远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