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范爱农(1 / 2)

 鲁迅与范爱农—这两个人的缘分真是很奇特的。他们是同乡留日学生,在日本住上好几年,只在同乡会上见过面,主张虽同而说话不投,互相瞪眼而别。这在《朝花夕拾》末篇《范爱农》中说的很是具体,时为光绪丁未即一九〇七年,阴历五月二十六日徐伯荪在安庆起义,杀了恩铭,旋即被害,六月初五日秋瑾也在绍兴被杀,同乡会议就是为的讨论这事,所以时期该在阳历七月吧。匆匆过了五年,辛亥(一九一一)革命成功,绍兴军政府任命鲁迅为本地师范学堂(其时尚未改称学校)校长,范爱农为学监,两人第二次见面,成为好友。因为学堂与鲁迅故家相距不到一里路,在办公完毕之后,范爱农便戴着农夫所用的卷边毡帽,下雨时穿着钉鞋,拿了雨伞,一直走到“里堂前”,来找鲁迅谈天。鲁老太太便替他们预备一点家乡菜,拿出老酒来,听主客高谈,大都是批评那些“呆虫”的话,老太太在后房听了有时不免独自匿笑。这样总要到十时后,才打了灯笼回学堂去,这不但在主客二人觉得愉快,便是老太太也引以为乐的。但是“好景不常”,军政府对于学校本不重视,而且因为鲁迅有学生在办报,多说闲话,更是不高兴,所以不久自动脱离,两人就连带去职了。

一九一二年元旦,南京政府成立,蔡孑民任教育部长,招鲁迅去帮忙,匆匆往南京,这两位朋友只聚会了两个月光景,又复永远分别了。范爱农失业后,在绍兴杭州间飘泊了几时,终于落水而死,鲁迅那篇文章便是纪念他而作的。这件事说起来已经很古,因为中间经过了四十多年了。可是事有凑巧,近时忽然无意中找着了好些重要的材料,可以稍加说明。这乃是范爱农的几封信,都是在那时候寄给鲁迅的。其一是三月二十七日从杭州所发,其文云:

“豫才先生大鉴:晤经子渊,暨接陈子英函,知大驾已自南京回。听说南京一切措施与杭绍鲁卫,如此世界,实何生为,盖吾辈生成傲骨,未能随波逐流,惟死而已,端无生理。弟于旧历正月二十一日动身来杭,自知不善趋承,断无谋生机会,未能抛得西湖去,故来此小作勾留耳。现因承蒙傅励臣函邀担任师校监学事,虽未允他,拟阳月杪返绍一看,为偷生计,如可共事,或暂任数月。罗扬伯居然做第一科课长,足见实至名归,学养优美。朱幼溪亦得列入学务科员,何莫非志趣过人,后来居上,羡煞羡煞。令弟想已来杭,弟拟明日前往一访。相见不远,诸容面陈,专此敬请著安。弟范斯年叩,二十七号。《越铎》事变化至此,恨恨,前言调和,光景绝望矣。又及。”

这里需要说明的,如傅励臣即《朝花夕拾》中所说后任校长孔教会会长傅力臣,朱幼溪即都督府派来的拖鼻涕的接收员,罗扬伯则是所谓新进的革命党之一人。《越铎》即是骂都督的日报,系鲁迅学生王文灏等所创办,不过所指变化却不是报馆被毁案,乃是说内部分裂,李霞卿等人分出来,另办《民兴报》,后来鲁迅的《哀范君》的诗便是登在这报上的。末后说到我往杭州事,那时浙江教育司(后来才改称教育厅)司长是沈钧儒先生,委我当本省视学,因事迟去,所以不曾遇见爱农。鲁迅往南京去,大概在三月末回家过一趟,随后跟了政府移往北京。他的壬子日记从五月开始,所以这一段事情无可查考,日记第一天是五月五日,说“舟抵天津”,想来该是四月末离绍的吧。在这以前,鲁迅和范爱农应当在家里会见过,可是这也毫无记忆了。

第二封信的日期是五月九日,也是从杭州寄出,这在壬子日记上有记录,“五月十五日上午得范爱农信,九日自杭州发。”其文云:

“豫才先生钧鉴:别来数日矣,屈指行旌已可到达。子英成章已经卸却,弟之监学则为二年级诸生斥逐,亦于本月一号午后出校。此事起因虽为饭菜,实由傅励臣处置不宜,平日但求敷衍了事,一任诸生自由行动所致。弟早料必生事端,惟不料祸之及己。推及己之由,则(后改为‘现悉统’)系何幾仲一人所主使,唯幾仲与弟结如此不解冤,弟实无从深悉。盖饭菜之事,系范显章朱祖善二公因二十八号星期日起晏,强令厨役补开,厨役以未得教务室及庶务员之命拒之,因此深恨厨役,唆令同学于次日早膳,以饭中有蜈蚣,冀泄其忿。时弟在席,当令厨役掉换,一面将厨役训斥数语了事。讵范朱等忿犹未泄,于午膳时复以饭中有蜈蚣,时适弟不在席,傅励臣在席,相率不食,(但发现蜈蚣时有半数食事已毕,)坚欲请校长严办厨房,其意似非撤换不可。傅乃令诸生询弟,弟令厨役重煮,学生大多数赞成,且宣言如菜不敷,由伊等自购,既经范某说过重煮,定须令厨役重煮。厨役遂复煮,比熟已届上课时刻,乃请诸候选教员用膳,请之再三,而胡问涛朱祖善范显章赵士瑹等一味在内喧扰不来。励乃嘱弟去唤,一面摇铃,令未饱者赶紧来吃,其余均去上课。弟遂前往宣布,胡问涛以菜冷且不敷为词,弟乃云前此汝等宣言菜如不敷,由汝等自备,现在汝等既未备,无论如何只有勉强吃一点。胡等犹复刺刺不已,弟遂宣言,不愿吃又不上课,汝等来此何干,此地究非施饭学堂,(施饭两字系他们所出报中语,)如愿在此肄业,此刻饭不要吃了,理当前去听讲,否则即不愿肄业,尽可回府,即使汝等全体因此区区细故愿退学亦不妨。于是欲吃者还赴膳厅,其已毕者去上课。昨晨早膳,校长俟诸生坐齐后乃忽宣言,此后诸生如饭菜不妥,须于未坐定前见告,如昨日之事可一不可再,若再如此,决不答应。诸生复愤,俟食毕遂开会请问校长,以罢课为要挟,此时系专与校长为难,未几乃以弟昨日所云退学不妨一语为词,宣言如弟在校,决不上课,系专与弟为难,延至午后卒未解决。弟以弟之来师范非学生之招,系校长所聘,非校长辞弟,非弟辞校长,决不出校,与他们寻开心。学生往告诉幾仲,傍晚幾仲遂至校,嘱校长辞弟,谓范某既与学生不洽,不妨另聘,傅未允,怏怏去。次日仍不上课,傅遂悬牌将胡问涛并李铭二生斥退,(此二生有实据,系与校长面陈换弟,)胡李遂与赵士瑹朱祖善等持牌至知事署,并告幾仲。幾仲遂于午后令诸生将弟物件搬出门房,幾仲亦来,(并令大白暨文灏登报,)弟适有友来访,遂与偕出返舍。刻因家居无味,于昨日来杭,冀觅一栖枝,且如是情形(案此四字下文重复,推测当是‘陈子英’之误写)亦曾约弟同住西湖闲游,故早日来杭,因如是情形现有祭产之事,日前晤及,云须事毕方可来杭也。专此即询兴居,弟范斯年叩,五月九号。诸乡先生晤时希为候候。蒙赐示希寄杭垣江门局内西首范宅,或千胜桥宋高陶巷口沈馥生转交。”

第三封信是在四天后寄出的,鲁迅日记上也有记录云:“十九日夜得范爱农信,十三日自杭州发。”其文云:

“豫才先生赐电:阳历九号奉上一缄,谅登记室。师校情形如是,绍兴教育前途必无好果。顷接子英来函云,陈伯翔兄亦已辞职,伯翔境地与弟不相上下,当此鸡鹜争食之际,弃如敝屣,是诚我越之卓卓者,足见阁下相士不虚。省中人浮于事,弟生成傲骨,不肯钻营,又不善钻营。子英昨来函云,来杭之约不能实践,且以成章校擅买钱武肃王祠余地,现钱静斋父子邀同族人,出而为难,渠虽告退,似不能不出为排解,惟校董会长决计不居,并云倘被他们缠绕不休,或来杭垣一避。如是情形弟本拟本日西归,惟昨访沈馥生,询及绍地种种,以弟返绍家居,有何兴味,嘱弟姑缓归期,再赴伊寓盘桓一二旬,再作计较,刻拟明后日前往。如蒙赐示,乞径寄千胜桥宋高陶巷口沈寓可也。专此即询兴居,弟范斯年叩,五月十三号。”

关于这两封信我们来合并说明一下。陈子英名溶,与徐伯荪相识最早,是革命运动的同志,范爱农沈馥生则是徐的后辈,一同往日本去的。陶成章资格更老,很早就在连络会党,计划起事,是光复会的主干,为同盟会的陈其美所忌,于壬子一月十三日被蒋介石亲手暗杀于上海。他的友人同志在绍兴成立一个“成章女学校”,给他作纪念,陈子英有一个时期被推为校董会长。何幾仲系《阿Q正传》中所说“柿油党”(自由党)的一个重要人物,当时大概是在做教育科长吧。陈伯翔是鲁迅教过书的“两级师范学堂”的毕业生,在师范学校任课,因为范爱农被逐的事件,对于校长和学生都感觉不满,所以辞职表示反对。这表示出他是有正义感的人物,范爱农信里称赞的话不是虚假的。鲁迅日记中此后还有一项云:“六月四日得范爱农信,三十日杭州发。”只可惜这一封信现在找不到了。

范爱农后来落水而死,那时的事情有点记不清了,但是查鲁迅的壬子日记,还可以找出一点来。七月项下云:“十九日晨得二弟信,十二日绍兴发,云范爱农以十日水死。悲夫悲夫,君子无终,越之不幸也,于是何幾仲辈为群大蠹。”又云:“二十二日夜作韵言三首,哀范君也,录存于此。”

其一

风雨飘摇日,余怀范爱农。

华颠萎寥落,白眼看鸡虫。

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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