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皇被推翻了！”这个震撼人心的消息像旋风一样扫进了整个小城。
城里的人们都不敢相信。
一列火车在暴风雪中慢慢驶进了车站。两个穿着军大衣、扛着步枪的大学生和一队戴着红袖标的革命士兵从车上跳下来。他们逮捕了车站上的宪兵、年老的陆军上校和当地驻军的警备队队长。这样一来，城里的人们都相信了这个消息是真的。于是，成千上万的居民经过白雪覆盖的大街，来到了广场。
他们十分专注地听着那串新鲜的字眼——自由、平等、博爱。
然而，充满激情和喜悦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城里又恢复了昔日的平静，只有在孟什维克和崩得分子（也就是“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人总联盟”的成员）所盘踞的市参议会上，多了面飘不起来的红旗。除此之外，其他一切毫无改变。
冬末时分，有一个近卫骑兵团开到了小城。每天早晨，他们成群结队地骑着马到车站去抓那些来自西南前线的逃兵。
这些近卫骑兵满面红光，身材魁梧。军官大都是伯爵和侯爵，他们的肩章是金色的，马裤的滚边是银色的，一切都与沙皇时代一样，好似根本没有发生过革命。
一九一七年即将过去，对保尔、凯利莫卡和辛辽沙来说，一切都没有发生改变，做老板的依旧是那些家伙。可是，到了雨雪飘零的十一月份，怪事就发生了：许多陌生的人开始在车站上忙碌着，从前线回来的士兵越来越多了，他们都有一个新奇的称号——“布尔什维克”。
城里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威风而又响亮的称号是从哪里来的。
近卫骑兵要想抓住那些前线的逃兵并不容易。车站上被子弹打破的窗子越来越多了。而从前线逃回来的士兵都是成群结队的，无论是谁阻拦他们，他们就会以刺刀相拼。到了十二月初，一列车一列车的逃兵蜂拥而至。
近卫骑兵封锁了车站，企图截住列车，抓住逃兵，但他们反而遭到机枪扫射。那些习惯了出生入死的人纷纷从车厢里冲出来。
这些从前线回来的穿灰军服的人们，把骑兵赶回城里之后，又回到车站。于是，载着逃兵的火车就一列跟着一列的呼啸而去。
一九一八年春季，保尔、凯利莫卡、辛辽沙这三个好朋友在辛辽沙家里玩了会儿“六十六点”，就跑了出来，顺路便来到柯察金家的园子里，躺在草地上休息。他们都觉得特别无聊——平时玩的那些玩意都已经玩腻了。他们开始思考，有什么更好玩的东西可以让他们消磨这一天。正在这时，他们听到一阵马蹄声从后面传来，一个骑马的人出现在路上。那马腾身一跃跳过了道路和栅栏中间的壕沟。骑马的人用马鞭指着躺在地上的保尔和凯利莫卡说：“喂，小家伙，你们过来！”
保尔和凯利莫卡跳起来，朝栅栏跑去。骑马的人风尘仆仆，他那歪戴在后脑勺上的军帽和那一身保护色的制服都沾着一层厚厚的灰尘。在他那根很结实的军用皮带上，挂着一支七响手枪和两颗德国式的手榴弹。
“小家伙，劳驾给我弄点水喝！”他请求道。保尔跑去取水的时候，骑马的人转过身来问正在看着他的辛辽沙：“告诉我，小家伙，这里现在归谁管辖？”
辛辽沙慌忙地告诉他城里所有的消息：“我们这里已经有两个礼拜没人管了，本地的自卫团在掌权。老百姓每晚轮流守城。你是什么人？”他也提出问题。
骑马的人微笑着回答道：“呵，要是你知道的事情太多，你就会变成小老头儿了。”
保尔两手捧着一大杯子水从家里走了出来。
骑马的人一饮而尽，把杯子还给保尔，接着他就抖起马缰绳，策马朝松林那边奔去。
“他是什么人呀？”保尔困惑不解地问凯利莫卡。
“我怎么知道？”凯利莫卡耸了耸肩回答道。
辛辽沙以坚决而又肯定的态度解决了这一政治性问题，说道：“很可能又要换新政府了，所以昨天列辛斯基一家都逃走了。只要有钱的人一旦逃走，那就说明游击队要来了。”
他的推理听起来非常合乎逻辑，所以，保尔与凯利莫卡立即表示同意。
没等他们三个小家伙讨论完，公路上又响起了马蹄声。他们便一齐朝栅栏跑去。
三个小家伙依稀看见树林里、林务官的房子后面，有许多人和车子，就在靠近这边的公路上，约有十五六个骑兵，手里都拿着枪。走在最前面的两人，其中一个年龄已过中年，穿着保护色的军衣，佩着军官的武装带，胸前挂着望远镜；另一个与他并肩而行，正是孩子们刚刚见到的那个人。那个中年人的胸前别着一个红色的花结。
“瞧，我刚才说对了吧？”辛辽沙用胳膊肘捅了保尔一下，“看见了吧，红花结。他们是游击队，我敢发誓……”他高兴地叫了起来，像小鸟似的跳过栅栏，朝公路跑去。
保尔和凯利莫卡也紧跟着跑了过去。他们三个一起站在路边上，眼睁睁地望着这些骑马过来的人。
那两个带头的骑士已经来到他们面前，刚才他们三个见过的那个人向他们点了点头，然后用马鞭指着列辛斯基的房子问道： “这是谁的房子？”
保尔迈开大步竭力跟着骑兵的马，边走边回答：“这是列辛斯基律师的房子。他昨天就逃走了。可见，他是怕你们的……”
“你怎么知道我们的身份？”那个中年人微笑着询问。
保尔指着那红色花结说道：
“这是什么？一眼就看出来了……”
居民们纷纷拥向街头，好奇地端详着这支新到城镇的队伍。这三个小家伙也站在路边，专心地观察着那些浑身尘土、满脸倦容的红军战士。
当队伍里唯一的一辆炮车和那些架着机枪的马车驶过石子路的时候，这三个小家伙便跟在游击队后面，直到队伍停在城镇中心，战士们开始分散到各家去住时，他们才各自回家。
当天晚上，在作为指挥部的列辛斯基家的大厅里，四个人围坐在一张四条腿都刻着花纹的大餐桌旁，他们当中有一个是指挥员，他就是上了年纪、满头白发的勃尔加夫同志，其他三个就是他的参谋人员。
在桌子上，勃尔加夫打开了一张本省的地图，用手指在上面画着线路，并对那个坐在他对面的高颧骨、满口结实牙齿的人说：“伊尔马琴科同志，你说我们应该在这里打一仗。而我却认为：应当在天亮时撤退。如果能在今晚撤退就更好，不过大家太累了。我们的任务是：趁德国人还没有到达卡扎亭之前，我们先到达那里。以我们现有的这点力量——一门炮、三十发炮弹、二百个步兵和六十个骑兵，要与德国人打仗，那简直太可笑了……德国人现在可是如一股铁流般，滚滚而来。而我们只有在和其他撤退的红军会合之后，才能作战。同志们，我们应当考虑到，除了德军之外，沿途中还会有其他许多反革命匪帮。我的意思是，明天一早就离开，同时把车站后面的那座小桥炸毁。德国人到这里就需要把桥修好，这样也得花两三天的时间。如此一来，德国人就暂时不能沿铁路前进了。同志们，你们认为怎么样？让我们作决定吧。”他对坐在桌旁的人说。
坐在勃尔加夫旁边的什特罗日科夫，咬着嘴唇看了看地图，然后抬起头看看勃尔加夫，最终将哽在喉咙里的话费劲地吐了出来：“我……我赞……赞成勃尔加夫的想法。”
那个年轻的、穿着工人服的人也赞同地说： “勃尔加夫说的有理。”
只有那个白天跟小家伙们说话的人——伊尔马琴科，摇着头反驳道：“那我们为何还要组织这支队伍？就是为了在德国人面前不战而退吗？依我看，在这里，我们应该与他们打一仗。我不想再不战而逃了……如果我能决定，我一定会在这里与他们打一仗……”他用力推开了椅子，站起来，开始在大厅里走来走去。
勃尔加夫不以为然地看了他一眼：“盲目地打仗是毫无意义的，伊尔马琴科。打仗要有战果，明知是败仗，却依然让战士们去作无谓的牺牲，这样的事我们不能干。这简直是在开玩笑。这些敌人后面还有整整一个师团，而且有重炮和装甲车……伊尔马琴科同志，不要耍孩子脾气……”接着，他转过头，坚定地与其他两位指挥员说：“就这么定了——我们明天早上撤退……下一个是联络的问题，”他继续说，“由于我们是最后撤退的，那么，我们就担负着组织敌后工作的任务。这里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铁路枢纽，城镇虽小，却有两个车站。我们应该安排一个可靠的同志在这个车站工作。现在我们就来决定把谁留下工作，大家提名吧。”
“我认为我们应该把水兵朱赫来留在这里。”伊尔马琴科走近桌子说，“这是因为他不仅是本地人，还是钳工和电工，能轻而易举地在车站找到工作。除此之外，他并不在我们的队伍里，人们没有见过他，今晚他才能赶到这里。他很有头脑，一定能胜任这里的工作。依我看，他是最佳人选。”
勃尔加夫满意地点了点头，说道：“很好！伊尔马琴科，我赞成你的意见。”接着他又问其他两人：“你俩有不同的意见吗？没有，好！就这么定了。我们给朱赫来留下一些钱和工作指令。”
“同志们，现在讨论第三个问题，也是最后一个问题，”勃尔加夫继续说，“这就是有关处理这个城镇存放的武器的问题。这里存放着沙皇打仗的时候留下来的两万支步枪，全都藏在一个农民的棚子里，大家都已经把这事给忘了。那个棚子的主人告诉我，他想把这些枪弄走……但是，这些枪决不能留给德国人。我意思是烧掉这个棚子，而且应该马上动手，应在明天早上撤退之前把所有的事都办妥。不过，这是一件相当冒险的事，因为这棚子是在城镇的郊区，周围住的全是穷人，火燃烧起来恐怕会烧掉农民的房子。”
身体健壮、满脸胡须的什特罗日科夫动了一下身子，说道：“为……为什么要把它烧掉？我认为……我们应该把……把武器分……分给居民。”
勃尔加夫立刻转身，向什特罗日科夫问道：“你说把这些枪分给居民？”
“对。这主意很好！”伊尔马琴科兴奋地喊道，“把这些枪分发给工人和其他居民，谁要就给谁。当德国人把老百姓逼得走投无路时，老百姓们就能够拿起枪，就可以让他们心惊肉跳。很显然，老百姓的日子以后就不好过了；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他们就会拿起武器。什特罗日科夫的想法很好，应该把这些武器分发出去。如果能把这些枪运到乡下，那就更好了。农民就会把枪藏得严严实实的，等到德国人对他们敲诈勒索、征抢他们财物的时候，这些可爱的枪就派上大用场了！”
勃尔加夫笑了：
“不过，德国人一旦发出缴枪的命令，他们就会全部交上去的。”
伊尔马琴科反对说：
“不，不会全都交上去的，有的人会交，但有的人是不会交的。”
勃尔加夫用一种探询的眼光环顾在座的每个人。
那个年轻的工人也赞同伊尔马琴科和什特罗日科夫的意见：“我们就这么办吧，把枪分发出去。”
“好，那就把这些枪分发出去。”勃尔加夫也同意了。“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他边说边从桌旁站起来，“现在我们能在这里休息到明天早上。等朱赫来一到，就让他来找我，我有话要对他说。伊尔马琴科同志，你去查岗吧。”
其他人都离开了，这里只剩下勃尔加夫一人。他走进客厅隔壁的卧室，将军大衣铺在褥子上，躺了下去。
清晨，保尔从发电厂下班回家。他在厂里当司炉助手已经整整一年了。
今天的小镇异常活跃，保尔很快就感觉到了这种不同寻常的气氛。保尔一路走来看到许多人手里都拿着步枪，有的甚至拿了两三支。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于是匆忙跑回家。在列辛斯基住宅旁边，他看到昨天遇见的那几个人正在上马，准备出发。
保尔飞速跑到家里，尽快洗了洗脸，听到母亲说阿尔吉莫还没有回来，他便拔腿就跑到了城镇的另一头去找辛辽沙。
辛辽沙是一个火车副司机的儿子。他父亲有一所不大的房子和一块小小的田地。辛辽沙没有在家。他的母亲——一个白胖的妇人，不高兴地瞧了保尔一眼说：“鬼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还没等天亮，就像着了魔似的跑出去了。说什么地方在发枪，我感觉，他一定会在那里。你们这些还流鼻涕的将军，一个个都该用鞭子抽。你们简直就是胡闹，真拿你们没办法，比尿壶才高上两寸，还要去领枪？你告诉我家那个小东西，只要他带回来一枚子弹，我就要把他的脑袋揪下来。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往家带，以后逃脱不了牵连。哎，你干什么，也想去那里吗？”
保尔早已听不进去她唠叨了，便一溜烟跑了。
在途中，他碰到一个双肩各背着一支枪的人，便飞奔上前问道：“叔叔，告诉我，你从哪里得到的？”
“维尔霍维纳大街，还在那里分发呢。”
保尔竭力地向那个人指示的方向冲去。他穿过两条街，碰见一个小孩拖着一支沉重的、带刺刀的步枪。保尔上前拦住他问道： “你从哪儿弄来的？”
“是游击队在学校前面分发的，他们发了一整夜，现在全都发完了，一支也没有剩，只有一些空箱子还堆在那里。我这已经是第二支了。”那小孩得意洋洋地说道。
保尔听到这样的消息后非常伤心。
“唉，真糟糕，早知如此，我就不回家了，直接跑到那里去！”他后悔地想着，“我竟然错过了这么好的机会……”
突然，保尔心生一计，他急忙转身，一个箭步就追上了那个刚走过去的孩子，抢过他手中的那支步枪。然后用一种命令的语气对那个孩子说：“你已经有一支，够了，这支应该给我。”
光天化日之下遭到抢劫的那个孩子气愤不已，他直向保尔扑了过去，但是保尔后退一步，举起那支带刺刀的枪，对他吼道：“走开，要不然我就戳死你！”
那个小孩气得哭了起来，很无奈地转身跑开，嘴里还不停地骂着。心满意足的保尔拔腿便往家里跑去；他越过栅栏，跑进板棚，将那支枪藏在棚顶下面的梁架上，继而高兴地吹着口哨，走进了屋里。
乌克兰的夏夜令人舒心，像谢别托夫卡这样中心是市区、四郊是乡村的乌克兰小城镇，每当夏日傍晚，年轻人就都跑到外面来，享受这美丽的夜晚。在这宁静、迷人的晚上，姑娘和小伙子们都成双成对，或三人一伙五人一群的，有的坐在自家台阶旁边，有的坐在花园和庭院里，还有的坐在大街上盖房子用的木料堆上。笑声歌声此起彼伏、连绵不断。
颤动的空气里弥漫着浓郁的花香；星星恰似萤火虫，在夜空的深处时隐时现地闪动着；人们的欢歌笑语传得很远很远……保尔很喜欢拉他的手风琴。每当他将他那音质优美的维也纳双键手风琴放在膝上，灵活的手指一触摸到键盘，便自上而下地迅速滑动起来。低音键刚发出一声长叹，接着又迸发出一连串欢快的旋律。
当手风琴伸缩蠕动、奏出热烈而迷人的和声时，你怎么会不想翩翩起舞呢？你的双脚会情不自禁地跳起来。手风琴奏出越来越激昂的乐曲——这让你感到人世间的生活是多么美好！
今天晚上格外愉快。聚在保尔家外面木料堆上的那群年轻人连说带笑，都很开心，而保尔的邻居嘉莉娜笑得最响。这个石匠的女儿喜欢同男孩们唱歌、跳舞，她唱的是女中音，歌声嘹亮而圆润。
保尔向来就有些怕她，因为她伶牙俐齿。这时她挨着保尔坐在木料堆上，并紧紧地搂着他，放声说笑道：“哎哟，这个手风琴手真棒！可惜你还没有长大，要不然，你就是我称心如意的丈夫了！我就爱手风琴手，他们把我的心都融化了。”
保尔羞得满脸通红，幸亏是在晚上，没有人看清楚。他移动了一下身子，想躲开这个淘气的女孩子，但是她却紧紧地抱住他不放。
“噢，我的心肝，你想往哪儿躲啊？哎哟，多好的未婚夫呀！”她调戏地说。
她那富有弹性的胸乳正紧挨着保尔的肩膀，这使他更加忐忑不安，而周围的笑声打破了这平时寂静的街道。
保尔用手抵住她的肩膀，说道：“你这样我不能拉手风琴了，离我远一点。”
这又引起一片哄笑，有人从中逗趣，也有人从中戏谑。
蒙露夏过来解围：
“保尔，给我们拉一支忧郁、动情的曲子吧。”
于是，手风琴的风箱缓缓展开，保尔的手指在键盘上轻轻地移动。这是一支大家都很熟悉的乌克兰民歌，也正是他们家乡的小调。伴随着琴声，嘉莉娜带头唱起来，蒙露夏和其他人也随声附和：
远离家乡的船夫，
一齐回到了故乡的小屋，
这里多么亲切，
这里多么美好，
让我们用唱声驱逐心中的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