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想知道她的名字吗？”
“噢，”基督山说，“您告诉我也多余，因为我已经知道了。”
“伯爵先生是无所不知的。”那意大利人说，并鞠了一躬。
“奥利维亚·科西纳里，对不对？”
“奥利维亚·科西纳里！”
“一位侯爵的小姐？”
“一位侯爵的小姐！”
“而您不顾她家庭的反对，总算娶到了她？”
“是的，我娶到了她。”
“您肯定把那各种文件都带来了吧？”基督山说。
“什么文件？”
“就是您同奥利维亚·科西纳里的结婚证书和孩子的出生证。”
“孩子的出生证？”
“您的儿子安德烈·卡瓦尔康蒂的出生证，他难道不叫安德烈吗？”
“我想是的。”卢卡人答道。
“什么！您‘想’是的？”
“唉！我不敢肯定，因为他已经失踪了这么长时间了。”
“那倒也是，”基督山说，“那么您把文件都带来了吗？”
“伯爵先生，我遗憾地告诉您，因为事先没有通知我要带这些文件，所以我一时疏忽，忘了把它们带来了。”
“啊，糟糕！”基督山答道。
“这么说，必须要有这些证件吗？”
“这是必不可少的。”
少校用手抹了一抹他的额头。“哎呀，糟了，必不可少！”
“当然是这样，说不定这儿会有人怀疑到你们结婚的正当性或者你们孩子的合法性！”
“没错，”少校说，“可能会有人怀疑的。”
“倘若如此，您那个孩子的处境可就非常不乐观了。”
“那时他极其不利。”
“或许那会让他错过一门很好的亲事。”
“太糟了！”
“您要明白，在法国，这方面是很严肃的；如果在意大利，跑去找一名神甫，对他说：‘我们彼此相爱，让我们结合吧。’也就行了。但在法国，眼下时兴非宗教结婚，如要以登记方式结婚，就需要证书证明其合法性。”
“这可倒了大霉了，我没这些证书。”
“幸而我有。”基督山说道。
“您？”
“是的。”
“您有那些文件？”
“我有那些文件。”
“啊，真的！”少校说，他眼见着他此次旅行的目的要因缺乏那些文件而落空，也生怕他的健忘或许会使那四万八千里弗尔产生麻烦，“啊，真的，那就太走运了，是的，实在走运，因为我从来就没想到要把它们带来。”
“我一点都不奇怪。一个人不能面面俱到呀！幸亏布索尼神甫替您想到了。”
“他真是个好人！”
“他非常谨慎，想得极其周到。”
“他真是一个值得钦佩的人，”少校说，“他把它们送到您这儿了吗？”
“这就是。”
少校紧握双手，表示钦佩。
“您是在凯铁尼山圣保罗教堂里和奥利维亚·科西纳里结婚的，这是教堂出具的证书。”
“是的，没错，是这个。”那位意大利人惊诧地望着说。
“这是塞拉维柴神甫出具的安德烈·卡瓦尔康蒂的受洗登记证。”
“全都合乎手续。”
“那您就全部拿走吧，我现在不需要它们了，您将这些证书交给您的儿子吧，让他仔细保管。”
“我相信他一定会很好地保存的！如果他丢失……”
“如果他丢失呢？”基督山说。
“那么，”少校答道，“就必须得去抄一份副本，又得拖一些时间才能弄到手。”
“这事就难办了。”基督山说道。
“几乎是不可能办的。”少校回答。
“我很高兴看到您懂得这些文件的价值。”
“我认为它们是无价之宝。”
“哦，”基督山若有所思地说，“至于那青年人的母亲……”
“至于那青年人的母亲——”那位意大利人焦急地照着重复了一遍。
“至于科西纳里侯爵小姐——”
“真的，”少校说，好像觉得眼前突然又冒出问题来了，“难道还得她来作证吗？”
“不，先生，”基督山答道，“而且，她不是已经——对自然偿清了最后的一笔债了吗？”
“唉！是的。”那意大利人回答。
“我知道，”基督山说，“她已经去世十年了。”
“而我现在才追悼她的不幸早逝！”少校悲叹着说，然后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一块格子花纹的手帕，先抹抹右眼，然后又抹抹左眼。
“有什么办法呢，”基督山说道，“人都有一死。现在，您得明白，亲爱的卡瓦尔康蒂先生，尔康蒂先生，您得明白，在法国，没有必要让外人知道您与您那儿子已经分别十五年了。波希米亚人拐走孩子的故事在我们这里并不时兴。您就说，您把他送进某省的一所学校里接受教育，您希望他在巴黎上流社会完成他的教育。因此您就离开了维亚勒佐，自您的夫人去世后，您一直住在那里。这样就行了。”
“您是这样看吗？”
“当然啦。”
“好极了，那么。”
“如果他们听到了那次分离的事……”
“啊，对了，我怎么说呢？”
“有一个奸诈的家庭教师，让府上的仇人买通……”
“让科西纳里家族方面吗？”
“一点不错，他拐走了这个孩子，想让府上这一家族绝后。”
“这很说得过去，因为他是个独子。”
“现在既然一切已经决定，既然翻新的往事和您一拍即合，那么您也许已经猜到，我给您准备了一个意外的新奇。”
“一件喜事？”卢卡人问道。
“啊，我看出来了，”伯爵说，“人们能骗过一个父亲的眼睛，但不能骗过他的心。”
“嗯！”少校哼了一声。
“有人已经向您偷偷地漏过风吧，或者说您已猜到他被找到了？”
“谁，在哪儿？”
“您的孩子，您的儿子，您的安德烈！”
“我的确猜到了，”少校带着尽可能从容的神气回答，“那么他在这儿吗？”
“他来了，”基督山说道，“刚才我的贴身跟班进来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已经来了。”
“啊！好极了！好极了！”少校说着，他每喊一声，就抓一抓他上衣上的纽扣。
“我亲爱的先生，”基督山说道，“我理解您这种感情，您需要有些时间来适应您自己。我可以用这点时间去让那个青年人准备好这一场想念已久的会见，因为我想他内心的急切也不亚于您呢。”
“这我可以想象得到。”卡瓦尔康蒂说道。
“好吧，一刻钟之内，您就可以和他在一起了。”
“那么您还用带他来吗？您难道还要亲自带他来见我吗？您真是太好啦！”
“不，我不愿意介于父子之间，你俩单独在一起，少校先生；不过，请放心吧，即便一时难以识别亲属关系，您也不会弄错的，他就从这扇门进来。他是一个英俊的年轻人，长着一头金黄色头发，也许太黄了一点儿，待人和蔼可亲；您马上就会看到了。”
“哦，对了，”少校说道，“您知道我身上只带了好心的布索尼神甫交给我的两千法郎，在旅途上花光了，还有……”
“您需要钱用……说得很对，亲爱的卡瓦尔康蒂先生。拿着吧，先付您八张现钞，每张一千法郎，这是第一笔账。”
少校的眼睛像红宝石似的闪闪发光。
“我还欠您四万法郎。”基督山说道。
“大人要一张收条吗？”少校边把钞票塞进长礼服的下面口袋里边说道。
“有什么用？”伯爵问道。
“以便您对布索尼神甫有个交代啊。”
“也罢。您以后在支取四万法郎时，就给我一张总的收条好啦。君子之交，犯不着锱铢必较的。”
“啊，是的，确实如此，”少校说道，“我们都是君子。”
“还有一件事。”基督山说。
“请说吧。”
“您是否允许我提个建议？”
“您怎么这么说？我求之不得。”
“我劝您脱掉这件上衣。”
“的确！”少校得意地看了一下自己的衣着。
“是的。这种衣服在维亚勒佐还是可以的，但在巴黎，不多么高雅，确实早已过时了。”
“真扫兴。”卢卡人说。
“噢，如果您真的爱穿您这种旧式衣服，在您离开巴黎的时候可以再换上。”
“可我穿什么好呢？”
“您的皮箱里有什么衣服？”
“怎么，到我皮箱里找找？我只有一个旅行手提箱。”
“您的皮箱可能和您一起到了。何必要自找麻烦呢。况且，一名老军人喜欢轻装简随。”
“就是因为这个我才……”
“但您是一个谨慎又有远见的人，所以您事先派人把您的行李运来。现在已经运到黎希留路太子旅馆了。您就住在那儿。”
“那么在箱子里有什么了？”
“我猜想您已特地让您的贴身男仆把您所需的东西都放进去了，里面有便装和军服吧。碰到大场合，您就穿军服，这样体面些。别忘了戴十字勋章。虽说在法国人们也不把它当一回事，但都还戴着。”
“很好，很好，很好！”少校说，他心醉神迷，愈来愈忘乎所以了。
“现在嘛，”基督山说道，“您的心理上已有所准备，不会过于激动了，请准备与您的儿子安德烈重逢吧，亲爱的卡瓦尔康蒂先生。”
说完，基督山向兴奋得飘飘欲仙的卢卡人亲切地欠了欠身，在门帘后面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