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回，是在某个礼拜中的休假日，巴威尔临出门时，对母亲说：
“冖拜六城里有客人来。”
“从城里？”母亲重复了一句，突然哭出声来。
“嗳，为什么？妈妈！”巴威尔不满地询问。
她用围裙擦了擦脸，叹息着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样……”
“是害怕吧？”
“害怕！”她下意识地承认道。
他对着她的脸俯来，像他的父亲那样气冲冲地说道：
“要是胆小，我们就会失败的！那些骑在我们头上的人，看见我们害怕，就会变本加厉地威胁我们。”
母亲忧愁地说：
“你不要生气！我哪能不怕呢！我害怕了一辈子了——心里尽是可怕的事。”
他缓和了语气，低声说道：
“妈妈，请原谅我——实在没有别的法子！”
他走了。
这三天之中，一想起那些可怕的陌生人要，她的心就不停上打战。
儿子目前所走的那条路，正是他们指点的。
礼拜六的傍晚，巴威尔从厂里回来，洗了脸，换过衣服，又要出门的当口儿，把目光避开母亲说道：
“客人要是来了，就说我马上就回来。请你不要害怕……”
她无力坐在凳子上。儿子皱着眉头看着她说：
“要么，妈妈……到别的地方去走走吧？”
这句话使她生气了，她否定地摇摇头，说：
“不用。为什么要那样呢？”
这是十一月下旬。白天，在结冻的地上，落了一场细粒的干雪，所以现在可以很清晰地听见走出去的儿子踩雪的声音。很浓的暮色，好像心怀叵测地要窥探什么，不动声色地靠近了窗边。母亲用手按着凳子，望着门口的方向，在那儿等候着……
她好像觉得置身黑暗中，有些身着奇装异服的歹人，弯腰屈背，东张西望，从四面八方偷偷地钻了进来。果不其然，有人已经在房子周围动了，正用手在墙壁上摸索。
能听见口哨的声音。这娓婉而哀愁的口哨，好像一般细流在寂静的空气里盘桓，它沉思似的在黑暗的旷野上徘徊，仿佛是在寻觅什么，渐渐地走近了。突然，好像在板壁上冲撞了一下，这声音骤然消失在窗下了。
门洞里有脚步声，母亲打了个冷战，紧张地竖起眉站起身来。
门开了，起初，屋子里先伸进一个戴大羊皮帽子的头，跟着，慢慢地弓着腰走进一个很高的人来，他伸直了腰板儿，缓缓地举起右手，深深地吐了一口气，用洪亮而有力的声音说：
“晚安！”
母亲默然地鞠了个躬。
“巴威尔不在家吗？”
那个人从容地脱下皮外套，抬起一只脚来，用帽子撞去了长筒靴子上面的雪，接着又把另一只脚上的雪掸去，把帽子仍到角落里，迈开两条长腿，一摆一摆地走进房来。走到椅子旁边，朝着椅子看了一眼，像是估量一下这把椅子是否牢靠，最后，坐了下来。用手掩着嘴巴，打了一个哈欠。他的圆脑袋，剪得光光的，两颊也剃得精光，长长的唇髭往下垂着。那大而突鼓的灰色眼睛，朝屋子四下望了一望，然后把一条腿落到另一条腿上，在椅子上面摇晃着，问道：
“这间房子是你自己的，还是向人家租的？”
母亲坐在他对面，回答说：
“是租的。”
“房子并不怎么好。”他批评了一句。
“巴沙马上就回来，请你等他一会儿。”母亲安静地说。
“我是在等他呢。”那个高大的男人镇定地回答。
他的镇定的态度、柔和的言谈和单纯的容貌，使她觉得安心他坦白诚恳地望着她，在他清澈的眸子里流露出愉快的火花。在他那修长的两腿、耸肩屈背、瘦骨嶙峋的身体里面，似乎有些什么好笑而又使人喜爱的地方。他穿着蓝色的衬衣和黑色的裤子，裤角塞进长筒靴里。
她想问他叫什么名字，从什么地方来，是不是很早就认识她的儿子，但是，他忽然摇动了一子，先开口问她了：
“妈妈！你额上的伤疤，是谁打的？”
他眼里含着明朗的微笑，亲切的探问着。但这个问题却使她气恼。她紧闭着嘴唇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用一种冷淡而又不失礼的口气反问道：
“我的老天，这种事情与你有什么关系？”
他把身子朝她倾斜过来。
“不要生气，干吗要生气呢，因为我的养母也和你一样，头上有这么一个疤，所以我才这样问的。你听我说，她是被同居的靴匠用楦头打破的。她是洗衣女人，他是个靴匠。她——在我已经做了她养子之后——不知在什么地方碰到了这样一个酒鬼，真是她天大的不幸。他常常打她，真的！我吓得肉皮儿几乎要裂开了……”
由于他的直率，母亲觉着好像完完全全解除了戒备，她心想，巴威尔会因为她这样不客气地回答这个怪人而对她生气的——她歉意地微笑了一下，：
“我并没有生气，不过你问得太突然了……这是我去世的男人留给我的礼物……你不是鞑靼人吗？”
他把腿不伸，咧开了大嘴笑起来，笑得差不多要把耳朵扯到后脑勺上去了。然后又认真地说：
“暂时还不是。”
“听你的口音好像不是人，”母亲领会了他的诙谐，微笑着解释道。
“这种口音要比人的好听些吧！”客人愉快地点点头，说道：“我是霍霍尔，出生在卡涅夫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