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五月十五日清朝的豫王多铎率领军队进入南京，向投降的官员询问太子的下落。有人告诉他，太子是王之明假冒的，多铎不以为然地说：逃难的人自然改姓换名，如果说“姓朱”，你们早就杀了。有人说太子自己并不承认是王之明，是马士英之流强加的。多铎大笑说：奸臣，奸臣！
十天后，朱由崧被捕，押解回南京，多铎问他：先帝遗下太子，从远方逃难而来，你既不让位，又要多方加害于他，这是为什么？朱由崧始终一言不发。在旁边的太子不解地问：皇伯用手谕把我召来，不但不认，还更改我的姓名，施加刑罚，难道是奸臣干的，你不知道？朱由崧支支吾吾，汗流浃背。
据说，几个月以后，多铎回京，带着太子、朱由崧同行，在北京被清朝当局处死。清朝方面的行动，使得真假太子之谜蒙上了又一层政治色彩，更加难以辨别了。
明清鼎革之际，北京和南京先后出现的太子，究竟哪个是真的，似乎难以判定。明清史权威孟森《明烈皇帝殉国后纪》以为，北京所杀的太子是真的，南京的太子是假的。只能说是一家之言。当代史学泰斗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赞同吴伟业《鹿樵纪闻》中的观点，以为东林、复社人士故意和马士英唱对台戏，主张王之明就是真太子朱慈烺。
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太子朱慈烺下落明了以后，他的弟弟定王朱慈炯、永王朱慈照不知所终，引起了反清复明人士的浓厚兴趣，终于酿成了绵延数十年之久的“朱三太子案”。
朱三太子的最初出现是在顺治八年（1651），有人告发，前明崇祯皇帝的三皇子藏匿于民间。
朱三太子的再次出现是在康熙十二年（1673），北京有人自称是朱三太子，还建立了政权。
真正引起清朝当局重视的是，康熙四十六年（1707）“反清复明”的一念和尚聚众起事，打出朱三太子的旗号。次年，一念和尚、朱三太子先后被凌迟处死。
孟森以为朱三太子是朱慈照，这种可能性不能说没有，但微乎其微。因为崇祯十七年时他十岁，到康熙四十六年时，已经是一个七十多岁的垂垂老翁，如何能够和一念和尚四处奔波？
看来，所谓“朱三太子”极可能是民间假托的一个偶像。因为这个“朱三太子”处死以后，又冒出一个“朱三太子”。那是康熙六十年（1721）在台湾起兵造反的朱一贵之子，自称是朱三太子。
所以，雍正皇帝也明白“朱三太子”是这么一回事。他说：从前康熙年间各地奸徒造反，动辄用朱三太子的名义，如一念和尚、朱一贵。
看来“朱三太子”确实是一个偶像，或者是一个符号而已。
不过，无论如何这总是皇太子生死之谜的一个环节，给历史增添了不少扑朔迷离的色彩，更显出它诱人的无穷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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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六次罪己诏
崇祯八年（1635）正月，在中原数省范围内流窜奔袭经年的陕西农民军突然挥师南下，出其不意地一举攻克明朝中都凤阳，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龙兴之地，掘朱元璋祖辈之明皇陵并焚毁之，熊熊大火和弥天烟雾持续了数日之久。随后，朝廷匆忙调集各省精兵八万余人在中原地区进行会剿。八月，洪承畴负责督剿西北，卢象升负责督剿东南，剿灭农民暴luan军之战事在全国范围内拉开帷幕。十月初，崇祯帝走出了令他的自尊十分难堪的一步，即第一次向全天下颁布“罪己诏”，向天下臣民首次承认朝廷的政策失误及天下局势的险恶。
诏云：“朕以凉德，缵承大统，意与天下更新，用还祖宗之旧。不期倚任非人，遂致虏猖寇起。夫建州本属我夷，流氛原吾赤子。若使抚御得宜，何敢逆我颜行。以全盛之天下，文武之多人，无奈夸诈得人，实功罕觏，虏乃三入，寇则七年。师徒暴露，黎庶颠连。国帑匮绌而征调不已，闾阎凋攰而加派难停。中夜思惟，业已不胜愧愤。今年正月，复致上干皇陵。祖恫民仇，责实在朕。于是张兵措饷，勒限责成，伫望执讯歼渠，庶几上慰下对。又不期诸臣失算，再令溃决猖狂。甚至大军辱于小丑，兵民敢于无上。地方复遭蹂躏，生灵又罹汤火。痛心切齿，其何以堪!若不大加剿除，宇内何时休息!已再留多饷，今再调劲兵，立救元元，务在此举。惟是行间文武，主客士卒，劳苦饥寒，深切朕念，念其风餐露宿，朕不忍安卧深宫；念其饮冰食粗，朕不忍独享甘旨；念其披坚冒险，朕不忍独衣文绣。兹择十月三日避居武英殿，减膳撤乐，除典礼外，余以青衣从事，以示与我行间文武士卒甘苦相同之意，以寇平之日为止。文武官也各省察往过，淬励将来，上下交修，用回天意，总督总理，遍告行间，仰体朕心，共救民命。密约联络，合围大举，直捣中坚，力歼劲寇……。”对于一向十分孤傲自负的崇祯帝而言，能下这样一份措辞深切自责的“罪己诏”，实属不得已之举。假如再联想到他即位之初的中兴之梦和踌躇满志，则更体会到崇祯亲自御笔撰写此诏书时的痛苦而矛盾的复杂心境溢于言表，可谓危局使然之，实出于亡羊补牢之忧患。
崇祯十年闰四月，北方大旱，中原大地、赤野千里、饿殍遍野、民不聊生，而地方官吏仍旧逼粮催科、盘剥百姓，多处地方亦然民怨沸腾、**、一触即燃，面对这样的危局，崇祯帝头脑十分清醒，可是又无可奈，山高皇帝远，朝廷中枢对于基层吏治的**也是鞭长莫及、望洋兴叹尔！为此，崇祯帝在久祈不雨时的《罪己诏》上痛切地说道："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好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了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详见《明季北略》卷十三）
崇祯皇帝的第三次罪己诏（颁布时间：崇祯十五年）
崇祯十五年（1642）新年伊始，崇祯帝在奏对朝臣时格外谦卑地揖拜阁臣周延儒等人，希翼君臣齐心协力、再图振兴国事之举。正月，在崇祯帝的默许下，朝廷派马绍愉为特使，同关外清庭进行谈判，以期减缓明朝腹背受敌的军事压力。二月，闯王李自成所部在襄城大败明军，杀害陕西总督汪乔年。三月、四月，关外松山等城相继被清军攻陷，辽蓟总督洪承畴被清军俘虏，后归降清廷。五月，李自成所部三围开封。七月，贤淑聪慧的田贵妃病故，崇祯帝悲痛欲绝、日不思饮、夜不成寐、痛不欲生。八月，对清庭议和机密被朝臣泄露，朝廷舆论大哗，迂腐言官大肆抨击，崇祯帝恼羞成怒，情急之下，竟将无意泄漏国家机密的兵部尚书陈新甲下狱问斩，明清之间的和谈彻底破灭。九月，在李自成所部围困开封期间，黄河堤溃，开封城被滔滔洪水冲毁，导致几十万开封百姓无端丧命，酿成明末巨大人道灾难，李自成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十月，李自成所部在郏县击败明陕西总督孙传庭部。十一月，清军第五次入塞劫掠，深入山东腹地，俘获人口三十余万人丁，杀害官吏数百人。闰十一月辛丑，崇祯第三次下罪己诏，诏曰：“……比者灾害频仍，干戈扰攘，兴思祸变，宵旰靡宁，实皆朕不德之所致也！罪在朕躬，勿敢自宽。自今为始，朕敬于宫中默告上帝，修省戴罪视事，务期歼**寇以赎罪戾……”云云。
崇祯皇帝的第四次罪己诏（颁布时间：崇祯十六年）
崇祯十六年（1643）年初，闯王李自成在襄阳建立政权。二月起，京师瘟疫流行。三月，左良玉部哗变。四月，清军进犯出塞。五月，张献忠部攻克武昌，楚王遇害（被张献忠残忍地打入囚笼沉入长江溺死），张献忠正式建立“大西”政权。随后，内阁首辅周延儒被罢官。六月，崇祯痛心疾首、欲哭无泪，悲愤地向天下官绅百姓第四次下罪己诏，谴责自己的失德和过失导致生灵涂炭、社稷遭殃，希望天下官民士绅能够振聋发聩、共赴国难，鼎立拯救危机重重、病入膏肓的大明王朝。
崇祯皇帝的第五次罪己诏（颁布时间：崇祯十七年）
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初一日，闯王李自成在西安称帝，立国号“大顺”。李自成随即分兵两路剑锋指向北京进军。正月，朝廷拜大学士李建泰为督师，出京抵御大顺军，为了鼓舞士气，崇祯帝隆重地在平台为即将代帝出征的李建泰举行“遣将礼”。不料，风云突变，三月，李自成大军即兵临北京城下。十八日，崇祯于仓促之中第五次下诏罪己，崇祯帝在罪己诏中写道：“……朕嗣守鸿绪十有七年，深念上帝涉降之威，祖宗托付之重……朕为民父母，不得而卵翼之，民为朕赤子，不得而襁褓之，坐令秦豫丘墟，江楚腥秽，贻羞宗社，致疚黔黎，罪非朕躬，谁任其责？所以使民罹难锋镝，蹈水火，堇量以壑，骸积成丘，皆朕之过也。使民输驺挽栗，居送行赉，加赋多无艺之征，预征有称贷之苦，又朕之过也。使民室如悬磐，田卒污莱，望烟火而无门，号泣风而绝命，又朕之过也。使民日月告凶，旱潦存至，师旅所处，疫蔓为殃，上干天地之和，下丛室家之怨，又朕之过也。至于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前鼠而议不清，武将骄懦而功不举，皆朕抚驭失宜……忠君爱国，人有同心，雪耻除凶，谁无公愤！……”。紧接着，崇祯帝又在罪己诏之外痛心疾首地写下了下列文字，同样令人读罢之后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酸楚痛心之感：“朕以藐躬，上承祖宗之丕业，下临亿兆于万方，十有七载于兹。政不加修，祸乱日至。抑圣人在下位欤？至于天怒，积怨民心，赤子沦为盗贼，良田化为榛莽；陵寝震惊，亲王屠戮。国家之祸，莫大于此。今且围困京师，突入外城。宗社阽危，间不容发。不有挞伐，何申国威！朕将亲率六师出讨，留东官监国，国家重务，悉以付之。告尔臣民，有能奋发忠勇，或助粮草器械，骡马舟车，悉诣军前听用，以歼丑类。分茅胙土之赏，决不食言！”云云。崇祯言辞是够沉痛中恳，也真正有负疚忏悔的诚心，奈何天下糜烂、敌军压境、军心涣散、大势已溃，一切为时晚矣。
崇祯皇帝的第六次罪己诏（颁布时间：崇祯十七年，临终遗言）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绝望无助的崇祯帝强打精神举行了最后一次家宴，当夜酒宴罢后，崇祯帝即安排太子慈烺、三子定王慈灿、四子永王慈焕逃离皇宫。随后，崇祯帝在宫中亲自持剑砍杀妻妾、女儿，幼女昭仁公主致死，长女长平公主断臂重伤，一生贤德的周皇后于坤宁宫自缢。十九日凌晨，天将曙明，崇祯揩御笔太监王承恩离开紫禁城，登上皇家禁苑煤山，在一株老槐树下自缢身亡，时年33岁。死时“以发覆面，白袷蓝袍白细裤，一足跣，一足有绫袜”，衣上以血指书，崇祯帝的临终遗诏这样写道：“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致逆贼直逼京师，然皆诸臣之误联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联尸，勿伤百姓一人”。公元1644甲申年的3月19日这一天，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统治华夏中国长达276年的大明王朝的亡国祭日，每逢此日，黄宗羲、顾炎武等明末遗民必沐浴更衣、面向北方、焚香叩首、失声恸哭。往事如烟，至今已三百六十二年矣，后世人当凭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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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评价
崇祯即位，正直国家内忧外患之际，内有黄土高原上百万农民造反大军，外有满洲铁骑，虎视耽耽，山河冷落，风烟四起。他决事果断，雷厉风行，如处理庵党一案，也有心细多疑，优柔寡断之一面，如关于是先攘外抑或先安内，一直那不定，遂误国家；既有刻薄寡恩翻脸无情之一面，也有多情柔肠之一面，对周后互敬互爱；他自制极严，不耽犬马，不好女色，生活简朴；他也经常征求左右的意见，但刚愎自用，不能做到虚怀纳谏；他知人善任，如袁崇焕杨嗣昌，洪承畴，具一代文武全才，任用他们时，言听计从，优遇有加，一旦翻脸，严酷无情，果于杀戮，导致用人不专，出现崇祯朝五十相局面；他悯恤黎民疾苦，常下诏罪己，但搜刮民膏，加派无度，趣百姓于水火；他励精图治，经常平台招对，咨问政之得失，与臣下论讨兴亡之道，为政察察，事必躬亲，欲为中兴之主主，但求治心切，责臣太骤，以致人心恐慌，言路断绝常谓所任非人，终成孤家寡人，至于煤山殉国，从死者唯一太监耳[1]
明思宗是一个被普遍同情的皇帝，李自成《登极诏》也说「君非甚暗（崇祯皇帝不算太糟），孤立而炀灶恒多（即便他被孤立，却颇能为人民国家做出许多打击贪官污吏好事）；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思宗的性格相当复杂，在除魏忠贤时，崇祯表现得极为机智，但在处理袁崇焕一事，却又表现得相当愚蠢。如学者所言「在思宗身上，机智和愚蠢，胆略与刚愎，高招与昏招，兼而有之」，《明史》说他：「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由於较之前任的神宗、熹宗，甚至明朝中後期的多数皇帝，思宗治国救国的责任感与雄心强上许多，故史家对於思宗普遍抱有同情，以为崇祯帝的一生实是「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明史》评价思宗说：「帝承神、熹之後，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埸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祚讫运移，身罹祸变，岂非气数使然哉。迨至大命有归，妖氛尽扫，而帝得加諡建陵，典礼优厚。是则圣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难而不辱其身，为亡国之义烈矣。」历史学家孟森说：「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在天启之後，则必亡而已矣！」。思宗虽有心为治，却无治国良方，以致酿成亡国悲剧，未必无过。孟森也说思宗「苛察自用，无知人之明」、「不知恤民」。思宗用人不彰、疑心过重、驭下太严，史称「崇祯五十相」（在位十七年，更换五十位内阁大学士、首辅），却加速了明王朝的覆亡。思宗的性格相当复杂，在除魏忠贤时，崇祯表现的超乎机智，但在袁崇焕一事上却又表现的相当愚蠢，袁崇焕跟崇祯说五年之内收复辽东，简直就像个疯子。崇祯也疯，他真就相信了。直到三年后，袁崇焕终于为自己的大话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学者所言“在思宗身上，机智和愚蠢，胆略与刚愎，高招与昏招，兼而有之”。史家对于思宗普遍抱有同情，以为崇祯帝的一生实是“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
为剿流寇，明思宗先用杨鹤主抚，后用洪承畴，再用曹文诏，再用陈奇瑜，复用洪承畴，再用卢象升，再用杨嗣昌，再用熊文灿，又用杨嗣昌，十三年中频繁更换围剿农民军的负责人。这其中除熊文灿外，其他都表现出了出色的才干。但是他不断地加税，民间称呼他为“重征”以代替“崇祯”，这也使得明末农民起义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虽然明思宗期盼着明朝能在他手中迎来“中兴”，无奈前几朝的积重难返，当时天下饥馑，疫疾大起，各地民变不断爆发，北方皇太极又不断骚扰入侵，加上明思宗求治心切，生性多疑，刚愎自用，因此在朝政中屡铸大错：前期铲除专权宦官，后期又重用宦官；在众大臣的吹捧下，崇祯高估了袁崇焕，误信了袁崇焕“五年复辽”的大话，以倾国之力打造了一条宁锦防线，结果满清从蒙古绕了过来，明王朝面临没顶之灾。
乾隆大帝亲自修订的《明史-流贼传》中说：“庄烈之继统也，臣僚之党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国家之法令已坏，边疆之抢攘已甚。庄烈虽锐意更始，治核名实，而人才之贤否，议论之是非，政事之得失，军机之成败，未能灼见于中，不摇于外也。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当夫群盗满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抚两端，茫无成算。内外大臣救过不给，人怀规利自全之心。言语戆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其所任为阃帅者，事权中制，功过莫偿。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赏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加以天灾流行，饥馑洊臻，政繁赋重，外讧内叛。譬一人之身，元气羸然，疽毒并发，厥症固已甚危，而医则良否错进，剂则寒热互投，病入膏肓，而无可救，不亡何待哉？是故明之亡，亡于流贼，而其致亡之本，不在于流贼也。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
清朝编纂的《明史》依旧承认他兢兢业业，勤勉勤俭。崇祯的一生可以说充满了悲剧色彩，他拥有极强的政治手腕，心思缜密，果断干练，并且精力充沛，几乎拥有历史上所有明君的特征：崇祯的是非功过充满争议，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悲剧色彩的皇帝之一，“无力回天”这四个字，可以概括崇祯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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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家庭
後妃
庄烈愍皇后周氏，1644年明亡之际依思宗命自尽而死。清顺治帝，諡周后曰庄烈愍皇后，与帝同葬田贵妃寝园，名曰思陵。
贵妃袁氏，1644年明朝亡国之际，依思宗命自谥却未死，清朝入关後因其为明思宗最後的遗孀，得到清廷之哀怜与尊重，并由清廷赡养其终身。
恭淑贵妃田秀英，1643年病死。諡恭淑端惠静怀皇贵妃，葬昌平天寿山，即思陵也。
顺妃王氏，原为选侍，生长平公主後病死，追封为顺妃。
兄弟
熹宗朱由校
简怀王朱由-
齐思王朱由楫
怀惠王朱由模
湘怀王朱由栩
惠昭王朱由橏
子女
子
献愍太子朱慈烺，母庄烈愍皇后周氏，1644年李自成封为宋王，李败退时不知所终。
怀隐王朱慈烜，母庄烈愍皇后周氏，早殇。
定哀王朱慈炯，母庄烈愍皇后周氏，1644年不知所终。
永悼王朱慈炤，母恭淑端惠静怀皇贵妃田氏，1644年不知所终。
悼灵王朱慈焕（1633年—1708年），母恭淑端惠静怀皇贵妃田氏，明思宗第五子，康熙四十七年被捕，後以「朱某虽无谋反之事，未尝无谋反之心」为罪名遭处死。
悼怀王，母恭淑端惠静怀皇贵妃田氏，二岁殇。
(无名)，母恭淑端惠静怀皇贵妃田氏，三岁殇。
女
坤仪公主（名不详），母庄烈愍皇后周氏，早夭。
长平公主朱徽娖（1629－1645），王顺妃所出，由周皇后抚养（《明史》称为周皇后所出，但同年周皇后生朱慈炯，盖误），驸马周显，1645年病逝。
昭仁公主（名不详）（1639－1644），1644年被思宗杀死。
馀三女皆早逝，无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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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迁之谜
“南迁”。平心而论，在当时的情况下，“南迁”似乎是摆脱困境唯一可供选择的方案。长江中游有左良玉十万大军，下游又有江北四镇（四个总兵）的军队扼守长江天堑，南京比北京要安全得多，即使北方陷落，偏安于江南，还是有可能的。问题在于，“南迁”意味着放弃宗庙陵寝，难以启口，必须有内阁、六部的重臣出来力排众议，形成朝廷一致的共识。遗憾的是，那些大臣都怕承担骂名，不敢提倡“南迁”。正月初九，他向内阁六部大臣提出“朕愿督师”时，大臣们争先恐后表示愿意“代帝出征”，没有一个人提到“南迁”。
然而形势越来越紧急。李自成进军山西后，发布声讨明朝的檄文，其中的警句——“君非甚黯，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尽管李自成说“君非甚黯”——皇帝并不坏，朱由检还是颁布了一道“罪己诏”，深刻地为国家危亡而检讨，一再声称都是朕的过错。他的本意是想凝聚日趋涣散的民心，挽狂澜于既倒。可惜的是，事已至此，空话已经于事无补了。
朱由检再次想到了“南迁”，单独召见驸马都尉巩永固（光宗之女——安乐公主的丈夫），向这位皇亲国戚征询救急对策。巩永固极力鼓动皇帝“南迁”，如果困守京师，是坐以待毙。
不久，李明睿公开上疏，建议“南迁”。他说：如果皇帝“南迁”，京营兵可以护驾，沿途还可以招募数十万士兵。山东的一些王府可以驻跸，凤阳的中都建筑也可以驻跸，南京有史可法、刘孔昭可以寄托大事，建立中兴大业。北京可以委托给魏藻德、方岳贡等内阁辅臣，辅导太子，料理善后事宜。
朱由检把他的奏疏交给内阁议论。内阁首辅陈演反对“南迁”，示意兵科给事中光时亨，严厉谴责李明睿的“邪说”，声色俱厉地扬言：不杀李明睿，不足以安定民心。
李明睿不服，极力为“南迁”声辩，援引宋室“南迁”后，国祚延续一百五十年的先例，反复论证，只有“南迁”才可以有中兴的希望。
朱由检对光时亨的意见很是反感，当面训斥他是出于“朋党”的意气用事，下达圣旨：“光时亨阻朕南迁，本应处斩，姑饶这遭。”态度虽然十分坚决，但是大臣们都缄口不言。
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是支持李明睿的，他写给皇帝的秘密奏疏，提出折中方案，派遣太子“南迁”，把南京作为陪都，留下一条退路，维系民众的希望。朱由检看了他的奏疏，赞叹不已，兴奋得绕着宫殿踱步，把奏折揉烂了还不放手。立即召见内阁首辅陈演，对他说：李邦华说得对！陈演是坚决反对“南迁”的，故意向外透露了这个消息，并且鼓动言官猛烈抨击“南迁”的主张。
朱由检感受到“南迁”的压力，立场发生微妙的变化，他再次召见内阁辅臣时，作出了和他的本意大相径庭的决定：死守北京。他的理由是：如果朕一人单独而去，宗庙社稷怎么办？陵寝怎么办？京师百万生灵怎么办？国君与社稷同生死，是道义的正统。
阁臣们建议，让太子“南迁”，延续国祚。
朱由检反驳道：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且无济于事，太子这样的哥儿孩子家，做得了什么事？先生们乘早研究战守的对策，其他的话不必再讲了。
朱由检在“南迁”问题上，前后判若两人，实在是身不由己，关键在于内阁首辅陈演坚决反对。陈演也有压力，不得不乞求辞职。朱由检在罢免他的前一天，对陈演说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朕不要做，先生偏要做；朕要做，先生偏不要做。”对这位辅政大臣的消极辅政，显得无可奈何。所谓“朕要做，先生偏不要做”的事，就是“南迁”。继任的内阁首辅魏藻德，更加老奸巨猾，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对“南迁”不置可否。当巩永固、项煜提议“南迁”时，他都在场，始终一言不发，用沉默来表示委婉的否定。使得朱由检感到孤立无援，在龙椅上耸身舒足，仰天长叹。
周皇后为此感叹不已，她是江南人，倾向于“南迁”，由于无法成行，遗憾地说：可惜政府没有有力的支持者。一语道破其中的奥秘。
明朝灭亡以后，遗老遗少们提起这段往事，无不唏嘘感叹。计六奇《明季北略》谈到“南迁得失如何”，感慨系之。他说：当李自成由陕西进入山西，势如破竹，只有“南迁”这一对策，或许可以稍微拖延岁月。而光时亨以为是“邪说”，致使“南迁”不成，天下百姓恨之入骨。他还说：先帝以身殉国后，假如光时亨也能够殉国，虽然不能够救赎他的“陷君”之罪，或许可以还他一个清白，但是他竟然躬身投降李自成。这种卑劣的表现，即使碎尸万段也不能谢先帝于地下。由此可见，反对“南迁”的人鼓吹“守国”，其实是企图借此孤注一掷，来为自己沽名钓誉，而并非忠君。相反的，主张“南迁”的李邦华却以身殉国，证明了“南迁”之议，出发点是为了挽救危机，而不是为了躲避死亡。
计六奇的评论精彩之极，对光时亨的抨击，对李邦华的赞誉，是无可非议的。无怪乎当时有人怀疑，光时亨反对“南迁”，是接受了李自成的“密旨”，充当内奸，理由是，李自成进入北京后，他率先投降，不免令人怀疑。
美国汉学家魏斐德的《洪业——清朝开国史》，谈到“南迁”不成时，有这样一段透辟的分析：这对后来满清占领北京时的形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满清比较完整地接管了明朝的中央政府，拥有了他们最缺乏的东西，由此接手了明朝几乎全部汉族官吏，依靠他们接管天下，并最后征服南方。崇祯帝的决定还导致诸多皇室宗亲继承权利的暧昧不定，以致派系倾轧，削弱了南明政权。此外，反清复明阵营也因此少了一批立志收复失地，光复北方家园的北方人。崇祯这一自我牺牲的决定，就这样最终毁灭了后来复明志士坚守南方的许多希望。
说得多好啊！不过崇祯的“自我牺牲”决定，实在是无可奈何之举，其中饱含多少辛酸，他未必知道。
鞭长莫及的“勤王之师”<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