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化的侠是侠把民族的共同美好道德作为自己的信条，以优秀传统道德作为侠义原则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在江湖分出的正邪黑白中，正派侠士们忠于师门、孝于家族、信于朋友、义于江湖，也是一个官民社会中的道德楷模、一个反抗不道德行为的坚强斗士。侠的伦理化使侠者坚决不与假恶丑的东西同流合污，在世态炎凉而个人无能为力时，能够出淤泥而不染，维护着伦理道德的神圣和纯洁。这一类侠，很容易和隐士结合而成为侠隐，不仅退出红尘，还以退出江湖的方式净化着江湖。这是从拒绝历史倒退的角度对历史进程的影响。
在武侠小说中，关于江湖侠文化与历史进程的关系，金庸提出了“书剑恩仇”的命题。关于这一点，有人解释说：
所谓“书剑恩仇”正可以作为一个象征，蕴含了作者以后一切作品的内在因素。“恩仇”是人类所具有的喜怒哀乐的感情，喜乐的执着凝聚为“恩”，哀怒的执着凝聚为“仇”，而“剑”是一种实践恩仇的力量，它将“恩仇”这两种极端的感情导致为生死，爱之欲其生，恶之欲死，所以好的武侠小说都具有一种感情上的强烈性。然而，金庸作品的特色是“剑”上还有“书”，也就是对以上所有这一切的思考和超脱。（裘小龙、张文江、陆颁《金庸武侠小说三人谈》，《上海文论》1988年第4期）
这不正是展现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么？江湖和江湖文化的魅力，正在于它所反映的那些正统文化所缺少的东西，从而也是人类文明进程极为重要的上个部分。或者说，没有江湖文化，仅仅由正统的庙堂文化所构成的文化体系，毕竟是苍白的和片面的。他们又说：
我们的文学缺少了严格意义上的浪漫主义一课，在我们严肃的文学作品里，“载道”的任务压得作家们无暇旁顾，种种考虑和顾忌使他们不可能太浪漫，相反，倒是那些自认“一纸著成换羊书”的武侠小说作者，却可以摆脱束缚，让我们这个礼义之邦里那些平时被压抑得己进入集体无意识的东西发泄放纵一下，因此、读来也自有一种打动人的地方。（裘小龙、张文江、陆濒《古龙武侠小说三人谈》，《上海文论》1988年第5期）
庙堂文化代表了一种统治精神，是历史进程中的显意识；江湖文化则代表了一种逆正统而动的、潜在地反抗着庙堂文化的集体无意识。这正反两个方面合起来，遂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