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对龙的利用，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对龙纹的把持与垄断。
这主要体现在对带有龙形象的服饰的使用上。东汉时，九卿以下官员已经没有资格穿有龙图案的服装，元代不但不准常人穿用有龙凤图案的服装，市街店铺也不准织造、出售有龙凤图案的布匹，违者除物品没官外，还要把犯禁之人拘捕严惩。但由于龙纹的流行年代久远，统治者一时不能完全禁绝，又采取了变通方法，即将龙分为三六九等，那种双角五爪的龙形象由皇帝专用，其它三爪、四爪的龙纹可以民用。明代模仿前代，禁止民用龙纹，同时对大臣朝服的图案也作了规定。相比之下，倒是清王朝相对宽松一些，它规定文武百官可穿蟒服，但蟒数及颜色各有等差。龙纹器物，除皇帝专用色（明黄）外，一般不禁止。历代皇帝的服装则极尽华丽，滥用龙纹以示帝王的威权。
以明清帝王的服饰为例，皇帝的衮服为玄衣黄裳，装饰有12种图案，称十二章。衣自上而下织日、月、星辰、山、龙、华虫，裳自上而下绣宗彝（本意为一种祭器，上有虎与雉雉两种兽形。
这里指两种兽的图案）、藻、火、粉米（白色米形花纹）、黼（黑白相同如斧形的花纹）、黻（青黑相间的花纹）。蔽膝与裳同色，绣龙、火和山的图案。十二章中以龙纹最为突出，其他不过是点缀。明代又规定皇帝的朝服除了十二章外，还要有十二团龙。帝王的其它衣服也尽力“龙”气，可称满身皆龙，甚至皇后的朝服也爬满了龙。
封建帝主垄断龙纹的目的是加强**统治，使自己的权威不受到挑战。因而，任何时龙的冒犯常常被君主视为对**皇权的冒犯，都可能招致大祸。韩非子曾说过，龙虽然有时柔顺得可以与它一起嬉戏，但它颈下有逆鳞径尺，碰了逆鳞，龙就会翻脸不认人而杀人。韩非子认为君王应有逆鳞。历代帝王神化自己为真龙天子，也就自然地承继了龙的逆鳞。触犯**皇权、包括对龙表现出不敬的言行，都可能遭到严惩乃致杀身灭族。所以大诗人李白在《猛龙行》中感叹：“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明清以降，中国封建皇权达于鼎盛，极度膨胀，帝王猜忌心极强，对皇权有意无意的冒犯都是犯龙鳞的行为，由此形成了一系列血案和文字狱。明代画家盛著善画山水花鸟人物，名重一时，洪武年间供事内廷，为皇帝服务。他奉旨为一寺院画影壁，画了一幅“水母乘龙背”，结果朱元璋以“不称旨”为罪名下令将盛著处死。朱元璋出身卑贱，疑忌心极强，很可能是他认为这幅画中龙被人骑是对他的嘲讽，于是制造了这起冤案。清代乾隆二十年（1756年）．内阁学士胡中藻主持广西学政，出试题取《易经》中“乾之爻不像龙说”一句，结果被控为低毁乾隆。因为隆与龙同音，是暗指乾隆不是真龙天子，因而获罪，收监后又顺蔓摸瓜，查出胡的诗中有“一把心肠论浊清”之类的句子，于是胡中藻被处死。
由于中国龙文化源远流长，龙的功能与形态、类别又多种多样，更由于龙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已深深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帝王们无法对龙实行绝对的垄断。相反，帝王们的恣肆自为激起了人门的反感，出现了对龙的憎恶和否定，产生了毒龙。孽龙之说。毒龙本为佛经语，指一种害人之龙因受戒而顿悟，忍诸般苦，以至命绝，最后终于成佛。但人们用这一概念主要意指害人之龙或害人的邪念。唐诗人王维就有“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的诗句。所谓孽龙，乃是降灾之龙。本来在上古，龙代表天帝表示其赏罚，但降灾之事逐渐被称为“龙蛇之孽”，于是有了妖龙、孽龙的称呼。相传秦李冰任蜀郡守，蜀多水患，并有孽龙食人。李冰及其子二郎降服孽龙，锁于江上，水患遂息。神话传说中的二郎神及梅山七圣即从此而来。孽龙除了指残暴，兴水患害民的龙以外，还指历史上的暴君，如夏桀、秦始皇等人。对毒龙、孽龙的指斥，反映了历史上人民群众对**皇权的不满与反抗。除了这种直接的指斥外，人们还在文学作品中对龙嬉笑怒骂。如在《封神演义》、《西游记》中都有“哪咤闹海”的章节，作者不但借哪咤之口把龙王称为“老泥鳅”，而且还设计了哪咤将龙太子打死、揭鳞抽筋的情节，曲折地反映了人民的意向。
对“真龙天子”的最直接的否定是农民革命的的熊熊烈焰。
还在龙与帝王结缘不久的东汉未年，黄中军起义就喊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近代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把清王朝的皇帝称为“蛇妖”，宣称以农民自己的真龙天子来取代封建阶级的真龙天子。他赋诗言志道：
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
眼通西北江山外，声震东南日月边。
展爪却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
风雪鼓舞三千浪，易像飞龙定在天。
当民主革命凯歌高奏、封建帝制被推翻后，作为皇权象征的龙也就走向了未日，变成了一种文化遗迹。<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