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书信契约，就要像《夬》卦一样刚柔果断；杜撰诏书檄文，必须有《离》卦一般火烈通明……这就是立场鲜明的道理。
《易经》内
“四象”变化多端，需要精益求精，力求知此知彼；《春秋》中
“五例”曲直隐晦，必须细致入微，才能叹为观止……这才是辨别虚实真伪的水平和能力。
由此可见，文章在形式上可繁可简，在内容上可隐可显，在姿态上可屈可伸，而在根本上，其实就是灵活多变，必须顺势作为。
所以说，我们要学习文化，就必须要师承周朝作品和孔子文章啊。刘向（约前77-前6）评价文章，必定比照古代圣王。
匡衡(生卒年不详西汉元帝在位前48-前33年间官至丞相)传授知识，始终依据先哲经书。
《周易》上讲
“辩物正言、断辞则备”，《尚书》中说
“辞尚体要、弗惟好异”。之所以然者，唯有明确了是非曲直的道理，才能够立论明辨；唯有了解文章体例规格，才能出口成篇。
尽管篇章词藻有追求新颖非凡的偏好，而立论明辩必须有斩钉截铁的果断，但是其形式上是否精致完备的关键，在于不能歪曲道德真理；其内容上究竟简繁直隐的选择，在于不能背离章程规则。
像古圣先哲的文章，就是内容与形式交相呼应的典范。而像颜阖（传说战国时鲁国高士）评价孔夫子的文章，视为在色彩斑斓的羽毛上添加颜料，讥讽多此一举……如此贬低先哲，不过适得其反。
因为川流不息的古圣先哲的文籍经书，是文化形式与生活内容有机结合的最高典范。
宇宙浩渺，即便仰观俯察，通常虚实难辨。而文章虽多，触手可及，唯深思熟虑，师承前人，取法乎上，始得其中也。
总而言之：精益求精，触类旁通。知识倍增，聪慧渐成。知书达理，孕育成文。
若要文披华彩，必须借鉴日月，历经采风山水。虽百岁身后，尚心志长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