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根溯源，通过列举上面诸多刻文的“起因、内容、形式、目的”之后，关于铭文体例的大致风貌，也就立竿见影了。
秦朝统一中国后，秦始皇足履华夏山岳，喜好四处刻石树碑。举国上下，在其独断专权之下，尽管极端残酷暴虐，但是歌功颂德的铭文，依然流光溢彩。像《泰山铭》《峄山铭》《琅琊台铭》等，单纯读铭文，无不展示皇恩浩荡而威风八方啊。进入两汉时期，班固的《燕然山勒石铭》和张昶（生年不详-公元206年字文舒敦煌渊泉人东汉书法家）的《西岳华山堂阙碑铭》，其刻石同样旨在颂功，但序文都明显太长。在这一时期，单论铭文造诣，蔡邕不但首屈一指，而且堪称独冠古今。例如：他颂扬桥玄战功的《黄钺铭》，完全效仿《尚书》体例，而为朱穆写的《鼎铭》，明显变成了散文体的碑文，这是蔡邕更擅长书写碑文的缘故。至于冯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王莽时不肯出仕）的《刀阳铭》《刀阴铭》《杖铭》《车铭》等，虽然遵循的是《大戴礼记·武王践阼》法度，但器物与铭文不符，且详略不当。崔骃（公元?-92年字亭伯东汉涿郡安平人）的《樽铭》《刀剑铭》《扇铭》等，弊在太多赞许美誉，而少有劝诫警醒。像李尤（约公元55-135年字伯仁东汉广汉雒人）的《河铭》《洛铭》等诸多铭文，其内容单薄而文辞琐碎，不但《蓍龟铭》与《围棋铭》混同，并且把《权衡铭》放在《臼杵铭》之后，如此器物名实不分，铭文又怎能清晰深刻呢？再者，像曹丕的《剑铭》，其刀剑九宝，取名不寒而栗，而铭文平淡庸常。除上之外，唯有张载的《剑阁铭》，文采俊秀，恰似快马疾驰，属于后来者居上。所以，晋武帝（司马炎公元236-290年字安世河内温县人晋朝开国皇帝）诏令把《剑阁铭》刻在岷山、汉水之间，可谓相得益彰啊。
何谓箴？箴者，针也，取义如同古代防治疾患的石针。“箴”作为一种文体，在夏商周三代，已经兴盛起来。然而，夏、商时期遗存的箴言文句，像《夏箴》《商箴》已经残缺不全。在姬周之初，文王的太史辛甲（生卒年不详商末周初史官）收集百官谏言，曾经辑本《百官箴》。虽仅有《虞人之箴》一篇存世，但文体格式和针砭意义已经十分完备。到了春秋时节，“箴”这种文体使用不多，但也没有完全断绝。据《左传·襄公四年》记载，魏绛（公元前?-522年姬姓魏氏名绛谥号庄史称魏庄子春秋晋国卿）曾引用《虞人之箴》中后羿故事，劝诫晋悼公勤政；另据《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楚庄王有箴言“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届时流传弥广，并且威震邻邦。
春秋争霸转入战国称雄之时，天下道德沦丧加剧，人间急功近利愈浓。凡夸赞性的铭文，尘嚣其上，而讽谏性的箴言，销声匿迹。西汉杨子云（姓杨名雄字子云西汉末年文学家）稽古袭文，模仿《虞人之箴》，创作了《冀州箴》《司空箴》《宗正卿箴》等二十五篇隶属表明官吏责任的箴文。东汉时期，崔骃、崔瑗父子和胡广（公元91-172年字伯始南郡华容人东汉重臣学者）等补充完成了一部《百官箴》，就是按照官位职责，提出了他们应该进谏劝诫的内容事项；论形式格调，如同悬镜整冠，其实仰慕古人，继承辛甲风范。
时至东汉末年，潘勖的《符节箴》，简明扼要，却失于肤浅。到了东晋，温峤（公元288-329年字泰真或太真太原祁县人）的《侍臣箴》，尽管内容广博，却过于繁杂；而西晋王济（生卒年不详字武子太原晋阳人晋文帝司马昭之婿）的《国子箴》，虽然旁征博引，但实质内容寡淡；至于潘尼（公元约250-311年字正叔荥阳中牟人西晋文学家）的《乘舆箴》，其义理伟大，而文体芜杂。所有后续相继的这一些作品，很少写得恰到好处。甚至像王朗（约公元?-228年本名王严字景兴东海郯人汉末至曹魏重臣经学家）的《杂箴》，竟然把头巾、鞋子都写了进去，即便这里面确实存在警戒谨慎的意义，但于“箴”文中出现，也是很不恰当啊；再者，《杂箴》尽管简明扼要，明显意欲效仿“武王践阼”，但其所阐述的“水火井灶”器物，尤为平庸粗俗，这明显偏离了箴文宗旨。
据实而论，“箴”本应适合朗读进谏，而“铭”用于刻在器物上提醒。其二者名称虽然不一样，但达到劝诫警惕的目的，本来就完全一致。箴文，因主要用于杜绝防范过失的发生，所以字词文句，必须要明确果断；而铭文，正因为兼有褒贬思辨的深层哲理，所以斟词酌句，不但要高瞻远瞩，更需要温馨动人。因此，无论铭文还是箴言，其二者举例明义，都必须经得起推敲琢磨，而其行文寓意，除了简明扼要之外，更要起到刻骨铭心的效果。这才是铭和箴在写作中根本紧要之处啊。然而，伴随世风日下，像古人有的放矢的言论风范，早就迷途亡返；而在庸常器物上刻记铭文的制度习惯，业已沉沦消亡。所以，像铭、箴两种文体，将来不可能再恩惠子孙后代了！尽管如此，凡秉文弄章的君子们啊，还是有必要了解一下他们高瞻远瞩的价值意义吧。
总而言之，铭是器物表面的文字，箴像通向德行的道轨。执着铭文箴言的警示劝诫啊，莫要把刻字成文，变成了东施效颦的滑稽模样。若问铭箴创作的真谛，义理精深终恢弘，言简意赅最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