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代到现在，很多人都曾猜想，假如荆轲成功刺杀秦始皇的话，秦灭六国的进程会不会止步呢？
电影《荆轲刺秦王》里有一段经典对白。燕燕国太子燕丹扬言不惜同归于尽也要劝阻秦始皇发兵灭六国。秦始皇却回答：“杀了我，这件事也会有人做的。”
这段台词虽然是虚构的，但对当时的历史背景抓得很准。没错，就算没了秦始皇，秦国照样会继续对六国发动战争。因为统一战争并不只是出自历代秦王的野心，更是秦国“军功-文法吏复合体”的核心利益。
军功-文法吏复合体：商鞅变法的产物。
“军功-文法吏复合体”是秦国一股庞大的新兴社会势力，发端于秦孝公时代的商鞅变法，成长于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王的对外战争，在秦始皇一统天下期间达到巅峰。这股势力的发展壮大与商鞅设计的军功爵制和学吏制这两条上升轨道息息相关。
商鞅的改革以推翻贵族政治、振兴农战为目标。他打击坐而论道的空谈之士，剥夺贵族世袭官职爵位的特权，使用复杂的政策组合驱使所有人都从事农战。无论你出于哪个阶层，来自哪个国度，是华夏人还是戎狄人，都可以凭借军功来获取爵位。
与此同时，商鞅还在秦国各县推行学吏制度，以满足古典法制国家益增长的人才缺口。平民子弟进官府学室读书识字，学律令算术以及政务技能，这些学吏经过选拔考核后成为体制内的县乡小吏，可以凭借劳绩考核逐步升迁为高爵重臣。
这两条发展道路看似殊途，实则同归。由于秦国推行普遍征兵制，无论贵激àn)吏民皆服兵役。文法吏与无爵平民同样要服至少两年兵役，他们从军时充当秦军军吏。
比如，秦国名将王翦在攻打赵国时，曾经把攻城部队缩编为原先的五分之一，让斗食小吏与无爵士兵回国，以精锐的“军官教导团”破敌拔城。
有爵的文盲士兵理论上可以被选拔为基层小吏，但不经过学室进修的话，根本无法胜任繁忙而复杂的政务。而有文法吏背景的军人显然有着更多的晋升机会，久而久之，秦功阶层与文法吏阶层高度重合，几乎就是同一群人，称之为“军功-文法吏复合体”恰如其分。
商鞅变法后，秦国将相主要出自宗室贵戚、外邦客卿、基层士民三个群体。
外邦客卿与基层士民属于布衣士人阶层，没有宗室贵戚的优越条件，只能凭借功劳才具说话。他们或从军或为吏，因功授爵，积劳升迁，从各地基层军政单位不断上进，前赴后继地在朝中占据一席之地。
经过百余年的演变，秦国从秦昭王后期开始出现布衣将相的格局，宗室贵戚的政治影响力大不如前，以布衣将相为代表、以基层吏民为后盾的军功-文法吏复合体充斥朝野。
纵观秦始皇的主要重臣，要么是凭借军功或事功起家的布衣士子，比如王绾、王翦、李斯等，要么是军功勋贵的传人，比如出了三代名将的蒙恬家族。他们都是军功-文法吏复合体的高层代表，而秦国各郡县的吏员、官兵以及有爵民户，共同构成了军功-文法吏复合体的中下层。
大秦的高层国家机器与各级官僚组织，都掌握在军功-文法吏复合体的手中。秦统一战争符合军功-文法吏复合体的根本利益，没有人能阻止这个由朝中重臣与基层军民共同构成的庞大势力对功业富贵的追求。
统一战争的轨道，早已被军功-文法吏复合体确定。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树立一统天下之志。但我们仔细阅读史料就会注意到，秦始皇只是统一战争决战阶段的掌舵人，而不是统一战争方针的奠基人。
早在秦庄襄王时期，秦国已由兼并战争向统一战争过渡，这个战略转型的实际主导者正是军功-文法吏复合体的代言人——吕不韦和蒙骜、王龁等重臣组成的最高决策班子。
秦孝文王即位第一天颁布的一系列新政策——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亲戚、弛苑囿。这些修正了严厉的商君之法的新政，出自相邦吕不韦之手。
尽管秦孝文王在位三就骤逝，但他儿子秦庄襄王继续支持吕不韦推行改革。秦国的内政由文信侯吕不韦主抓，外战由蒙骜、王龁等老将主持。秦庄襄王仅仅在位三年就去世，年仅十三岁的秦始皇即位，国事依然委托这些老臣来办。
从秦孝文王去世至秦始皇亲政之前的整整十二年里，秦政大计实际掌握在将相团队手里。
吕不韦通过改革全面提升了秦国的综合实力，吞并了东周国，而蒙骜、王龁等将军屡次讨伐三晋，让秦国增添了太原郡、上党郡、东郡等地盘。发动统一战争的物质基础已经齐备，而《吕氏秋》这部百科全书的出现标志着秦国高层已经开始思考未来即将出现的天下大一统格局。
假如没有吕不韦、蒙骜、王龁等人励精图治，秦国恐怕还会在邯郸之战惨败后的低谷期徘徊很久，秦始皇的历史任务恐怕还是恢复元气。在这些重臣的熏陶下，秦始皇的思维方式已经跳出了秦昭王时代的兼并战争，把灭六国列为新的指导方针。
吕不韦死后，秦国的军功-文法吏复合体并没消失，仅仅是内部换血罢了。秦始皇所仰仗的王绾、李斯、王翦、蒙恬、冯劫、冯去疾等新生代重臣依然是由遵循着商鞅设计的上升轨道进入高层的。无论秦国政局怎么变，上下阶层流动多大，军功-文法吏复合体的整体结构都十分稳固，几乎延伸到秦国朝野的每一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