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天自然清楚他的军阁构想不可能一蹴而就，于是从容不迫地向杨士奇道，言语中充满了担忧：
“不瞒阁老，在下官看来，朝廷制度章程的订立应因时、因地制宜，太祖皇帝设立军职世袭时兵悍将勇，对军中士气影响甚微，不过时移世易，由于无晋升体系，军职世袭的弊端日盛，军中将士无进取之志，士气低靡，战力低下。”
“太祖皇帝和太宗皇帝皆是雄才大略之帝，在战场上捭阖，开疆拓土，所向披靡，阁老历经四朝，想必对太祖皇帝和太宗皇帝时我明军的战力知之甚详，以为孰强孰弱？”
沉吟了一下后，李云天神情凝重地问向了杨士奇，意味深长地问道。
虽然李云天并没有明，但很显然是在暗指永乐帝“奉天靖难”一事，不宜明言。
建文帝时期，明军在经历了洪武朝的休养生息后，战斗力不仅没有增强反而减弱，由精锐的京卫组成的南军在人多势众的大好局势下无法消灭永乐帝的北军。
当年洪熙帝仅仅率领着一万军士，就在百姓的协助下守住了北京城，将曹国公李景隆率领的数十万南军挡在了城外。
对于南军的这次攻城的败因，外界归咎于李景隆的指挥失当，指责他是纨绔子弟，寡谋而骄，色厉而馁。
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李景隆不知兵事只是失败的一个原因，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因素：
北军人数虽寡，但永乐帝赏罚分明，追随永乐帝将有从龙之功，加官进爵，封妻荫子，故而北军气势如虹，战时人人争先，个个奋勇，以期立下军功得以晋升，这才有了后来那些战功赫赫的靖难勋贵。
反观南军，由于军职世袭，士兵上进无望，平叛之功也会落在各级军官的头上，因此士气低落，士兵们自然也就不会全心给建文帝卖命。
否则，倘若建文帝有着洪武初年的精兵悍将，永乐帝旋即就会被击败，也不至于使得其失了皇位，当北军攻进南京城时不知所踪，连帝号也被剥夺。
先前所杨士奇历经四朝，倘若细分的话其实是五朝，即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和宣德。
不过，由于永乐帝夺了建文帝的皇位，故而建文帝的年号也随之被撤除，使得建文朝的四年被并到了洪武朝中：
洪武朝原本有三十一年，永乐帝登基后不承认建文帝为大明正统，故而建文朝的四年被看作是洪武朝的延伸，因此洪武朝也就成为了三十五年。
也正是这个原因，明太宗并不是建文帝，而是永乐帝。
不过，后世的嘉靖帝为了使其生父兴献王的牌位进入大明的太庙正殿，故而将永乐帝明太宗的庙号改为了成祖，这就是明代有名的“大议礼之争”。
大明的太庙正殿供奉九位皇帝的牌位，其中居中的自然就是开国的太祖皇帝，其他皇帝只能称为“宗”。
随着后世皇帝的增多，当太庙正殿的皇帝牌位超过九个的时候，那么有人的牌位就要被请出正殿，移到祧庙，遵循的规则是“亲近则祧”。
何谓“亲近则祧”？意思就是将与现任皇帝血缘关系最远的一位皇帝的牌位移到太庙后殿的祧庙。
但有一个重要的规则，那就是开国的太祖皇帝“万世不祧”，也就是明太祖的牌位将永远居于太庙正殿正中央。
由此一来，与嘉靖皇帝血缘关系最远的一位皇位自然就是明太宗了。
可明太宗永乐皇帝是何等的神武，不仅通过靖难之役夺了建文帝的皇位，而且开疆拓土，臣服四方。
嘉靖皇帝有自知之明，自然不敢招惹永乐帝，于是他手下的那些文官们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将永乐皇帝太宗的庙号改为了“成祖”，与洪武皇帝一样都成了大明“祖”字辈的皇帝。
这也意味着，永乐帝也像洪武帝一样，牌位永居太庙正殿，万世不祧。
因此，嘉靖皇帝就把明仁宗洪熙皇帝的牌位移到了太庙后殿的祧庙，将其生父兴献王的牌位请到了太庙正殿，成为了明睿宗。
于是永乐帝自从嘉靖朝后就成为了明成祖，明代因此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庙号有太祖和成祖两位“祖”皇帝，而无太宗。
时至今日，明军的战斗力已经比永乐帝靖难时又衰弱了许多，各地驻军不仅训练松散，而且兵员不足、士气低落，难堪大任。
即使是大明引以为傲的京卫，军中的形势也每况愈下，不容乐观，长此以往的话势必难以抵御外敌。
宣德帝和杨士奇并不清楚明军的现状，但李云天却从周征那里对此是知之甚详，故而忧心忡忡地向宣德帝进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