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政治理想在当时无法得到实施，但孔子之伟大在于“知其不可行而行之”，他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于后世。孔子因而在回到鲁国之后停止了直接的政治活动，一面继续整理文化典籍，修订六经；一面广收弟子，大规模的开展文化教育事业，相传教授弟子3000余人，其中精通六艺的弟子有72人。
晚年，孔子的最得意弟子颜回不幸早逝，得意门生子路死于卫国内乱，儿子孔鲤亦早逝，孔子在“道不行”和这一连串的打击之下，笔者猜测孔子的身体健康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孔子于公元前479年农历二月十一日73岁时（72周岁）与世长辞。
孔子的先祖是殷末纣王之庶兄微子启，启奉商祀，封于宋。六世祖孔父嘉，始以孔为姓。五世祖木金父避难奔鲁，后乃定居鲁国陬邑。父叔梁纥为鲁武士，以勇力闻于诸侯，晚年与颜氏女徵在结婚而生孔子。
孔子幼时常以陈俎豆、设礼容为戏。3岁丧父，受教于贤母徵在。15岁立志于学。年轻时曾做过管粮仓、管放牧的小官。相传，他曾问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34岁时鲁大夫孟僖子之嗣孟懿子及南宫敬叔来学礼，从此，孔子开始授徒讲学。
鲁昭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16年)鲁国内乱，孔子不满以季氏为首的三桓擅权，离鲁至齐。齐景公想任用孔子，但遭晏婴等人的阻挠。不久孔子返回鲁国，开始整理诗、书、礼、乐，并扩大教育事业，弟子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
鲁定公九年(公元前510年)，孔子被任为中都宰，颇有政绩，“一年，四方皆则之”。于是，由中都宰迁为司空，后又迁为大司寇。鲁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齐鲁夹谷之会，孔子相礼，临事兵礼并用，鲁国取得了胜利，收回了被齐国侵占的郓、灌及龟阴之田。后摄行相事，“堕三都”、抑三桓。孔子计划失败后，乃借口“燔肉不至”，带领弟子离开鲁国。时孔子55岁。自此，孔子开始了14年的周游列国的漂泊生涯。其间虽“干七十余君”，终无所遇。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季康子以币迎孔子，孔子归鲁。
孔子回到鲁国，时年已68岁，鲁哀公和季康子常向孔子问政，但终不起用。孔子晚年集中精力从事教育，整理《诗》、《书》等古代典籍，删修《春秋》。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孔子病逝。
孔子的思想学说主要汇集在《论语》中。《左传》和《史记·孔子世家》中有关孔子言行的记载，也较可靠。
在孔子哲学中，最高范畴是天，天是人事的最高决定者。《论语》中有不少有关的记载。《子罕》记载说：“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据《述而》记载，宋司马桓魋欲害孔子时，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不仅认为他的生死由天决定，而且还认为，他的“德”，他担负的复兴文化的使命，也是天赋予的。孔子承认天是主宰，认为有天命存在，认为天命决定着人的生死，也决定着社会的兴衰治乱。孔子在相信天命的同时，对周时盛行的通过卜筮探求上天意向的作法持否定态度，并且认为天命就蕴含在自然事物的运行之中，人们应该顺应天命而积极努力，不应该消极服从天命，放弃自己的努力。因而他特别强调“为仁由己”。这些思想与传统的天命观是矛盾的。它构成了西周天命观向战国唯物主义自然观转变的过渡环节。
孔子没有明确否定鬼神，但对鬼神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对于人死后是否为鬼，他采取回避态度。他的这些思想对后世无神论思想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孔子一生思想学说的核心是“仁”。“仁”这个概念在春秋时期已广泛使用，孔子却赋予“仁”以新的涵义，使其成为中国哲学史上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据《论语》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他又对子贡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认为，仁就是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所以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仁”表现于现实生活之各种关系的具体准则，就是“礼”。孔子把礼视为维护旧等级制度的重要手段，认为它是区别华、夷的标志。对于周礼的完美，他赞叹不止。但孔子重视周礼着眼于大节，细小之处也有所损益。他认为维护周礼，须从“正名”入手，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无所措手足”。
政治上孔子提出实行德政。所谓德政，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即在经济上实行惠民政策，政治上对民宽刑罚而重教化。他反对统治者无节制地剥削人民，认为过分的剥削会造成“不均”；不均是“有国有家者”的大患。他反对“不教而杀”的纯任刑罚的苛政，主张对人民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为了实行德政，孔子还提出“举贤才”的政治主张，这就突破了奴隶制度的“礼不下庶人”和用人上的“亲亲”原则，在当时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
孔子很重视道德修养，他要求人们“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认为必要时可以牺牲一切，直至自己的生命。中庸是孔子立身行事的最高标准，为此他主张对性格过于进取的人加以遏制，对性格谦退的人加以促进。他提出“自讼”等修养方法，主张在博学多闻的基础上进行反省，学与思结合，言与行一致。他总结自己的修养过程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首创私人办学的教育家。孔子主张“有教无类”，他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不管一个人的出身如何，只要交上束修，都可以做他的学生。他的弟子中有不少人出身于“0”、“鄙家”。孔子教育目的是培养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他说：“学也，禄在其中矣。”认为学生学习是为了“干禄”。他把“文行忠信”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把生产知识和劳动技能排斥在教学之外。孔子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逐步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他主张治学先要立人。他重视温习的作用，主张“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老实态度。在教学中注重启发、诱导、有的放矢，主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注意因材施教，根据不同的对象确定不同的教育内容，在言教的同时也注重身教，要求自己“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是春秋时代渊博的学问家。我国古代文献的整理，亦开始于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删《诗》，定《书》，“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他又据鲁史而撰《春秋》。儒家《六经》都在不同程度上经过了孔子的加工整理。对于孔子的历史评价，历代出于不同之需要，褒贬各异，但对孔子的历史影响之大，却是一致赞同的。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孔子的名声大著，被尊为“至圣先师”，自此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至尊地位被正式确立起来。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虽有一些人对孔子持批评态度，但其地位并未因此而动摇。
孔子的容貌可谓是“奇人异相”。他身高196.8cm，相当于古代版的“姚明”。孔子刚出生下来的时候，头顶中间凹陷，就好像是一个山丘，他的母亲看到后以为是一个怪物，甚至差一点将他抛弃。长大后的孔子容貌上也存在着多种缺陷，包括鼻孔外翻，眼睛凸出，大暴牙齿，大耳垂肩，双手过膝，身材不匀等特征。但是这些仅仅是孔子的外部形象，“人不可貌相”，只要与孔子接触过的人，都会被他温和而充满正气，威严而不凶猛，谦虚而和气的内在气质强烈吸引。而且，孔子远非后世某些人认为的文弱书生的形象。他臂力过人，曾单独推出陷入泥潭的马车。孔子酒量也是深不可测，周游列国，豪宴百次，以一挡十，但是从来就没有喝醉过。
孔子建构了完整的“德道”思想体系：在个体层面主张“仁、礼”之德性与德行。德道思想体系是以性善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为基础，以立人极（“三极之道”）为旨归，以人道与天道、地道相会通，人道中庸又适时之变为方法论的完足思想体系。
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等等，都是他的做人准则。“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对自己一生各阶段的总结。
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
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内容是“礼”与“仁”，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严格遵循等级制，把贵族和庶民截然划分为治者与被治者。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
孔子生活在西周宗法礼制传统较深的鲁国，这时周王朝的统治权力已经名存实亡，诸侯间相互争战不断，出现了“王道哀，礼义废，政权失，家殊俗”的社会现实，“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成了那个时代的特点。社会矛盾的激化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人的精神和信念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摧残。这些共同构成了孔子政治思想产生的历史渊源和社会条件，“仁”与“礼”是其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
孔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大同”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大道畅行，“天下为公”，因而能“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在大同的世界里，天下的人，不止以自己的家人为亲，不止以自己的父母儿女为爱，而是相互敬爱，爱天下所有的人。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孩子们都能获得温暖与关怀，孤独的人与残疾者都有所依靠，男人各自有自己的事情，女人有满意的归宿。阴谋欺诈不兴，盗窃祸乱不起，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人讲信修睦，选贤举能。这是一幅理想化的传说中的尧舜时代的原始社会景象，也是孔子憧憬的最高理想社会。
孔子主张的较低政治目标是小康社会。小康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大道隐没，“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与这种贫富不均、贵贱不等相适应，产生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伦理道德，“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立田里，以贤勇知”，相应地还要设“城郭沟池以为固”。由是，“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这种社会显然没有“大同”世界那样完美，但有正常秩序，有礼、仁、信、义，所以称为小康。这种社会实际上描述了“私有制”产生后的阶级社会的“盛世”。
孔子的大同社会、小康社会理想对中国后世影响深远。后来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段的思想家提出不同内容的憧憬蓝图和奋斗目标，这种思想对进步思想家、改革家也有一定启发，洪秀全、康有为、谭嗣同和孙中山都受其影响。
身处乱世的孔子所主张的仁政没有施展的空间，但在治理鲁国的三个月中，使强大的齐国也畏惧孔子的才能，足见孔子无愧于杰出政治家的称号。
孔子的经济思想最主要的是重义轻利、“见利思义”的义利观与“富民”思想。这也是儒家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
孔子所谓“义”，是一种社会道德规范，“利”指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谋求。在“义”“利”两者的关系上，孔子把“义”摆在首要地位。他说：“见利思义。”要求人们在物质利益的面公元前，首先应该考虑怎样符合“义”。他认为“义然后取”，即只有符合“义”，然后才能获取。孔子甚至在《论语·子罕》中主张“罕言利”，即要少说“利”，但并非不要“利”。
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干不符合道义的事而获得富贵，就如同浮云一样，不屑于用不义的手段取得富贵。在他的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孔子还认为，对待“义”与“利”的态度，可以区别“君子”与“小人”。有道德的“君子”，容易懂得“义”的重要性，而缺乏道德修养的“小人”，则只知道“利”而不知道“义”。这就是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有人认为孔子既然重“义”，则势必轻视体力劳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论语》中记载他对想学农的弟子樊迟十分不满，骂他是“小人”，这是因为孔子认为人要有更大的理想和追求，要承担的是更大的责任。他要让他的学生成为价值的承担者而不是一个农民。
由于孔子保守的政治态度，因此对待经济制度的改革也反映了保守的思想。比如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实行“初税亩”，从法律上承认私田的合法地位，是春秋时代的重大经济改革；但是据《左传》说，孔子修《春秋》时记载“初税亩”，目的是批评其“非礼也”。而民众若不富足，国君就不会富足。在《论语·尧曰》中还记载，孔子主张“因民之利而利之”，即对民众有利的事情才去做。另一方面，他又主张赋税要轻一些，徭役的摊派不要耽误农时。《论语·述而》记载，孔子还对当时的为政者进行说教，要求为政者不要过于奢侈，要注意节俭。他说：“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同时，还主张“节用而爱人”。这里面包含了把孔子“仁”的思想运用于经济领域。
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人的天赋素质相近，个性差异主要是因为后天教育与社会环境影响（“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因而人人都可能受教育，人人都应该受教育。他提倡“有教无类”，创办私学，广招学生，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对学校教育的垄断，把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平民，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
孔子主张“学而优则仕”，学习了还有余力，就去做官。他的教育目的是要培养从政的君子，而君子必须具有较高的道德品质修养，所以孔子强调学校教育必须将道德教育放在首要地位（“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孔子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礼”和“仁”。其中“礼”为道德规范，“仁”为最高道德准则。“礼”是“仁”的形式，“仁”是“礼”的内容，有了“仁”的精神，“礼”才真正充实。在道德修养方面，他提出树立志向、克己、践履躬行、内省、勇于改过等方法。
“学而知之”是孔子教学思想的主导思想。在主张不耻下问、虚心好学的同时，他强调学习与思考相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同时还必须“学以致用”，将学到的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
孔子在教学方法上要求老师“有教无类”“经邦济世”的教育观，“因材施教”“启发式”的方法论，注重童蒙、启蒙教育。他教育学生要有老老实实的学习态度，要谦虚好学、时常复习学过的知识，以便“温故而知新”、新知识引申拓宽、深入，“举一而反三”。他最早提出启发式教学。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意谓教师应该在学生认真思考，并已达到一定程度时恰到好处地进行启发和开导。
他又是在教学实践中最早采用因材施教方法的教育家。通过谈话和个别观察等方法，他了解和熟悉学生的个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根据各个学生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培养出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多方面的人才。孔子热爱教育事业，毕生从事教育活动。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仅言教，更重身教，以自己的模范行为感化学生。他爱护学生，学生也很尊敬他，师生关系非常融洽。他是中国古代教师的光辉典型。
孔子的教育活动不但培养了众多学生，而且他在实践基础上提出的教育学说，为中国古代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
孔子治史思想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直”，即研究历史要实事求是，不但要重视根据，而且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论语·为政》），他竭力反对那些狂妄不直的人，说：“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论语·泰伯》）他这种一以贯之的主张，也反映到他的治史态度中。
孔子的治史观不仅反映到治史态度和治史主张上，而且还体现在历史发展观中。孔子认为历史在不断“损益”，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周代正是在总结夏、殷二代的基础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历史不是倒退，而是后来居上，是前进发展着的。尽管这种思想很朦胧，但却是中国史学史上进化论的可贵的开端。
孔子的美学思想核心为“美”和“善”的统一，也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孔子提倡“诗教”，即把文学艺术和政治道德结合起来，把文学艺术当作改变社会和政治的手段，陶冶情操的重要方式。并且孔子认为，一个完人，应该在诗、礼、乐修身成性。孔子的美学思想对后世的文艺理论影响巨大。
孔子在易学中明确提出了“美在其中”“见仁见智”等著名美学命题。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童子问易》在易宗基础上提出了美宗——阳刚、阴柔之美；生命之美；自由之美；中和之美。认为“阴阳之美、生命之美、自由之美、中和之美可谓是美学之宗”。
孔子的言论主要记录在《论语》中。《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
《论语》与《大学》、《中庸》、《孟子》在南宋后并称“四书”。通行本《论语》共二十篇。《论语》的语言简洁精炼，含义深刻，其中有许多言论至今仍被世人视为“微言大义”。
孔子晚年致力教育，修《诗》《书》《礼》《乐》，序《周易》（称《易经》十翼，或称易传），撰《春秋》。后人合称之为《六经》。
相传孔子作有《去鲁歌》《蟪蛄歌》《龟山操》《盘操》《猗兰操》《将归操》《获麟歌》等诗歌。这些诗歌多载于《乐府诗集》，可信度不高。
政治上的不得意，使孔子将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教育事业上。孔子曾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入东周向老子请教。最终返回鲁国，专心执教。孔子打破了教育垄断，开创了私学先驱，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著名的便是“七十二贤士”。七十二人中有很多为各国高官栋梁，又为儒家学派延续了辉煌。
孔子六世祖孔父嘉在宫廷内乱中被华督所杀，其子木金父为避难逃到鲁国邹邑，以其父字为孔我氏。相传孔子曾修《诗》、《书》、《礼》、《乐》，序《周易》，撰写《春秋》。他一生从事传道、授业、解惑，被中国人尊称“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著名的儒家学派经典《论语》。
孔子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的最博学者之一，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万世师表、文宣皇帝、文宣王，是“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孔子主要思想主张：“仁”(孔子的思想核心)、“德”(以德教化人民)、“礼”(以礼治理国家)。
相传他有弟子三千，贤弟子七十二人，曾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编纂《春秋》、修订“五经”，其儒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世界各地都有孔庙祭祀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