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错，生卒年不详，夏阳（今陕西韩城）人，战国时期秦国著名将领，历仕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三朝。
与白起、王翦并列成为秦国三大干将，司马错学属纵横家，曾跟张仪有过争论，主张得蜀即得楚。
战国时期秦国能够成为最强的国家，与商鞅变法有着密切关系，但其他文武大臣也有很多贡献，司马错就是其中一位。
秦惠文王九年（公元前316年），司马错率军从石牛道上纵横千里，灭亡蜀国。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0年），司马错率领陇西军二十万人南下东攻楚国，迫使楚国献出汉水以北和上庸（今湖北西北部）之地。
司马错之孙司马靳，为武安君白起副将，白起被赐死后，司马靳遂同遭赐死。司马错的九世孙为汉朝《史记》作者司马迁。
司马错的一生只打了两场大战，一次是灭蜀之战，一次是攻楚之战，而且这两场战争在当时都很稀松平常，毫无名气。司马错灭蜀在历史上非常有名，但在当时并不被时人重视，它的价值是在后来才显现出来受人重视的。
与张仪的争论在当时的秦国南方偏远腹地，生活着两个蛮夷国家，一个是蜀国，就是在现在的四川地区，一个是巴国，就是现在的重庆地区。秦惠文王时期，这两个国家发生了交战，互相攻打，两个国家都向秦国派出使者求援。
其实秦惠文王早有吞并蜀国之意，但苦于蜀道艰难，难以攻打。而恰在此时东边的韩国也派兵入侵秦国，所以秦惠文王一直犹豫不决，举棋不定，不知道是该先灭蜀还是先攻韩。
丞相张仪主张先攻韩，大将司马错主张先灭蜀。张仪的论断是占领三川郡，打通宜阳道，挟持周天子，以完成霸业，而至于蜀国只是一个西方边远小国，根本不值得劳民伤财去攻打，对秦国的霸业毫无帮助。司马错认为攻打韩国将导致诸侯联合对抗秦国，他的论断是秦国要想称霸，首先必须国强民富，务必先扩张领土，增加财富，所以应当先灭蜀国，这样秦国吞并蜀国之后扩大了版图，增加了财富，还可占据有利地势顺水而下攻打楚国。
灭蜀之战秦惠文王采纳司马错的建议，决定出兵攻打蜀国。同年秋天，司马错与张仪、都尉墨等率军从石牛道出兵攻打蜀国，与蜀国军队在葭萌（今四川广元）交战，蜀王兵败逃到武阴（今四川彭山东）。同年十月，秦军灭亡蜀国，将蜀王贬号为蜀侯，而任命陈庄出任蜀国相国。秦国吞并蜀国以后，而后又乘胜灭掉了巴国，使得秦国的领土扩大了近一半，人口增加了三分之一。更加富庶和强盛而轻视周围各国。
公元前310年，蜀相陈庄叛秦，司马错率军平定蜀乱，诛陈庄，并受命镇抚蜀国，从而为秦国打下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后方，在秦国统一六国的过程中，源源不断的为秦国提供人力，物力，财力，为秦国的统一立下了大功。
伐楚之战早在秦惠王时期，司马错就已经提出“得蜀即得楚”的战略主张，他认为如果得到蜀地，就能占据上流，俯缈楚国，对楚国拥有绝对的战略主动地位。
所以，司马错打的是一张连环牌。在消灭蜀国，彻底平定蜀地后，公元前280年，司马错便率大军由陇西进入四川，然后增补巴、蜀军队10万，接着乘坐大船万艘，载米600万斛，从巴地延涪水南下，进攻楚国。秦军战胜重重困难，翻越今岷山山脉、摩天岭山脉、云贵高原，出其不意地攻到楚国后方。当时，楚军主力集结西北部秦、楚边境前线，后方空虚，遭司马错突然进攻，楚军猝不技防，损失大片土地，秦军攻占楚国黔中郡。楚顷襄王被迫献上庸和汉水以北地区给秦以罢兵。
司马错攻楚之战打的十分漂亮，是典型的避实击虚战术，开创了我国战争史上早期的战略大迂回战例，实践了他得蜀即得楚的预言。这场战争无论是战术决策，还是战役指挥都到达了超乎寻常的地步，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一场大迂回机动战争，可是它的军事意义被后世严重低估了。而后事情的发展果如司马错预测的那样，之后的秦国大将白起伐楚更加验证了这一点。
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以当年司马错伐楚的进军路线为基础稍加改变，选择入汉中顺汉水南下，出其不意的突入楚境，楚军一路节节败退，白起迅速攻取了主要分布在汉水流域的楚国重镇。秦军长驱直入，直抵楚国别都鄢城，接着水淹鄢城，迅速攻下了楚国国都，挖了历代楚王的祖坟，放火烧了夷陵道。然后在第二年，白起率部队休整了一段时间之后在鄢郢之战的基础上再接再厉出兵夺回被楚国复夺回的巫郡、黔中郡，秦初置黔中郡。
军事思想如果用一个字概括司马错的用兵特点，那就是‘谋’。这里的‘谋’指的就是谋略、战略的意思。在他的灭蜀之战中，他能一眼就看出伐韩与伐蜀之间的利弊，用雄辩的口才说服秦王，可谓深具谋略；而且率先提出了“得蜀即得楚”的战略主张，目光深远，极具战略眼光，真乃深谋远虑。作为秦国三大干将之一，司马错的名气好像远没有另外两位白起和王翦来的大，其根本原因就是司马错不仅是位杰出的军事家，而且还是位高超的战略家。
秦国三大干将评价白起是高超的指挥大师，擅长出奇制胜，以小博大。无论是伊阙之战中的声东击西战术，还是黔中之战中的黑虎掏心战术，或者是华阳之战中的长途奔袭战术，招招出奇，战战全胜。
王翦则是卓越的战术大师，他老成持重，稳扎稳打，稳中求胜；他老谋深算，工于心计，善于布局，可谓名将杀手，不管是能攻善守的名将李牧，还是大败李信的楚将项燕，皆死于其手。司马错却是杰出的战略大师，目光深远，谋略过人，他一辈子只干一件事，灭蜀，平蜀，治蜀。当别人都把精力放在为秦国东出六国而追名逐利挤破脑袋时，只有他默默无闻的在蜀地埋头苦干着，做着既没名声，又无实利别人都不愿干的事情。可是他的付出却换来了巨大的回报，司马错灭蜀成为仅次于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大业。
秦国消化蜀国后，从此国力大增，一骑绝尘。虽然他没有白起那样辉煌的战史，也没有王翦那样卓著的战功，但他的灭蜀为秦国的统一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司马错同时是不幸的，他赶上了秦惠文王时期，秦惠文王是个喜欢纵横家那一套的君主，他重用纵横家张仪，所以整个秦惠文王时期的政治舞台都是张仪的表演时刻，而他少之又少。
接下来的秦武王又是一位崇尚勇力的国君，宠幸大力士，他和张仪都被晾在一边，而到秦昭王时期，总算可以有所作为，但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以白起为首的年轻一代将领横空出世，至此司马错彻底退出秦国的政治舞台，走向了人生的落幕。
什么是战略家呢？
《辞海》对此的解释应该可以算权威：“能着眼整个战局，且拥有极强的宏观意识和长远的战略目光，并能全面详细正确的制定己方的战略方针并能合理分配使用己方所持有力量与资源，从而引导我方获得战争的最后胜利。”
战局、战争，这说明狭义的战略家本身只限于军事战争领域。
比如春秋时代，能称为战略家的，大概只有孙武和范蠡。因为这个时代主要是称霸，战术以车战为主，战争通常只持续半天乃至几天的时间，如此短暂的战争时间，根本谈不上长期战略，本身就不符合“战略家”的基础定义。
而孙武主导的吴国灭楚战争，则从前512年持续到前505年共计七年时间。这段时间中，孙武一直着眼战争全局，对吴楚双方的实力时刻保持清醒认知，中间通过“三师轮出”等策略削弱、麻痹楚国，为最终决战创造条件，而最后的柏举之战“深远奇袭”更是堪称经典，回到前面去看看战略家的定义，就会发现孙武的确符合。范蠡实质同此，只是成色上不免差了一些。
至于战国时代，能称为战略家的，在笔者看来，恐怕也只有两位，其中一位当然是秦始皇，是他真正主导了六合一统的历史进程，对此估计没人会有疑问。
而另一位，不是白起，也不是王翦，虽然他俩堪称战国名将之首，具体的军事指挥能力也出神入化，但他们距离“战略家”始终还有差距。
这个人，其实是司马错。
在后世，司马错的名声不算太响亮，起码不如白起等人，但若论起对秦国一统的“战略”层面上的贡献，司马错可能才是最不可或缺的那位。
事情发生在公元前316年，这一年，秦国西南方向上的蜀国、巴国、苴国等国家之间发生了战争，都请求秦国出兵救援。当时，韩国正从东面进攻秦国（公孙衍时为韩相，一向主张合纵伐秦的他主导了这次进攻），因此秦国内部关于下一步的战略出击方向，出现了两种分歧。
一种可以称为“东向”派，代表人物是张仪。他认为巴蜀等地地处偏远，又蜀道艰难，去打它们不仅劳民伤财，打下来也没啥利益可言，对秦国的称霸大业压根没有帮助，不如东向去打韩国尤其是周王室，夺取九鼎，“挟天子以令天下”，建立王业。
站在当时的时代，张仪认为打下巴蜀没有实际利益，不算多离谱的认知。因为当时的巴蜀不仅不是“天府之国”（需要等待都江堰的出现），甚至可以说是不毛之地，争利固然没有，当一帮蛮夷的裁判或者说“话事人”也没啥“争名”的荣耀可言，因此南并巴蜀成本高而名利全无，不可行。
客观说，这一点上张仪的建议有其合理之处，不能就断定其错。但对于东向威逼周王室、“挟周天子以令天下”的建议，则基本可以断定为臭棋。
因为当时周天子的权威早已衰落，想“挟周天子以令天下”无疑是痴心妄想，天下不会有人真当回事，这和后世比如曹操的“挟天子而令诸侯”时代背景完全不同。同时，秦国如果真这么做，反而会给天下以把柄，是自行将秦国放在火炉上烤，成为天下的众矢之的。
结合当时各国的实力对比和后来的进程看，秦国的确还没有真正“问鼎”天下的实力，张仪的这一建议无疑是昏招。
所以司马错强烈反对这一战略，他甚至就此做出了推演，一旦秦国进攻韩国威逼周王室，周天子会把九鼎送给楚国、韩国也会全面投向齐国，同时，因为秦国犯了众怒，天下势必联合伐秦，这样的话秦国不说完了，起码危险了。
公元前318年也就是两年前公孙衍主导的“五国伐秦”还历历在目，虽然秦国击败了这次联合活动，但备受孤立的滋味显然不好受，若是实行张仪的建议，秦国无疑将彻底孤立，因此秦惠文王很明智地否决了张仪的建议。
但对于“南向派”即司马错建议的战略思想的实质，恐怕当时的秦惠文王未必全能领会。
司马错说：“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彊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地小民贫，故臣原先从事於易。……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焉。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而天下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
司马错不仅是军事家，同时也是纵横家出身，他对于富国强兵、外交纵横等领域同样精通，这一次，他便是站在这些角度上分析了“南并巴蜀”战略的意义所在：广地、富民、博德。
首先，“南并巴蜀”将会拓展秦国的土地或疆域，从地图上看，吞并巴蜀以后，秦国的疆域几乎翻了一倍有余，这种扩张的好处是肉眼可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