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必此时此刻，魏惠王一定是肠子都悔青了，后悔当年没有采纳公叔座的建言杀了商鞅，否则哪有今天的屈辱。
胜利者商鞅再一次受到了秦孝公的嘉奖，秦孝公将商地的十五座城邑封给商鞅，同时封商鞅为商君。
商鞅在秦国的仕途走到了顶点，对于他而言，没有平路可走，剩下的道路如果不是继续向上，就会是跌入万丈深渊。
对于任何人来说，最大的悲剧不在于即将发生的悲剧，而在于就在悲剧发生的前夕，当事人还自我感觉非常好。
非常聪明的商鞅在面对自己的命运时，竟然一点也不聪明，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走上了万劫不复的一条死路。
就在商鞅处于巅峰状态之际，商鞅的心腹幕僚孟兰皋或许是意识到了一些危险，于是给商鞅介绍了一位友人：赵良。
商鞅见到赵良的时候，还在自我陶醉，将自己与秦穆公时期的著名谋臣百里奚作比较。
赵良原本就是前来规劝商鞅隐退的，既然商鞅提到了百里奚，那么赵良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百里奚出任秦相六七年，在武功方面讨伐过郑国，还出兵救过楚国，在诸侯外交方面三次协助秦穆公拥立晋国的国君，为秦国赢得良好的信誉以及来自晋国的帮扶。
此外，百里奚在秦国推行的是德化，而非残暴严酷的秦律。
最后，你应该注意到，百里奚出任秦相，劳累不坐车，酷暑炎热不打伞，走遍秦国，不用随从的车辆，不带大队的侍卫。
所以，当百里奚去世的时候，秦国不论男女都痛哭流涕，小孩子连儿歌或童谣也不唱了。
但是，你看看你，来到秦国的时候是靠秦孝公所宠信的太监所介绍的，如今发达了，出门后边跟着数十辆豪华大马车，全副武装的侍卫都排成了长长的队伍……
赵良最后劝说商鞅，将秦孝公所封给他的十五座城邑交还秦国，劝说秦王改变目前这种读书人普遍归隐的现状，然后自己藏到偏僻荒远的地方浇园自耕，以求自保。
但是商鞅没有采纳赵良的建议，他甚至从不曾考虑过这些。
公元前338年，商鞅的好日子到头了，因为这一年他所仰仗的秦孝公崩，曾经被流放至乡下的太子即位了，这便是秦惠文王。
惠文王即位之后，商鞅势必没有活路，这倒不是商鞅曾经得罪过太子，而是太子想要站稳脚跟，继续要借用商鞅的项上人头。
首先，商鞅曾经得罪了秦国王室中除了秦孝公之外的所有人，而这些人都希望弄死商鞅。惠文王想要坐稳秦王之位，首选需要拉拢的就是王室势力，所以他需要杀了商鞅，用商鞅的人头来拉拢王室。
其次，商鞅一支独大，而且已经在咸阳宫中大了十多年了，如今势力过于庞大，而且还居功至伟，所以他必须去死，惠文王需要用他的人头来强化自己的形象。
再次，秦国子民也喜欢这个人，残酷的秦律只是让秦人臣服了，而非心悦诚服，所以杀商鞅也符合民望。
最后，杀商鞅是秦王对王室，对贵族，对秦国子民的一种妥协，杀了这个对秦国有恩之人，只是为了给大家出一口恶气；但是，杀了他之后，你们也必须妥协，必须继续支持无执行商鞅的那一套新法，否则我就不客气了。
于是商鞅就扣上了“造反”的帽子，被执行了车裂大刑，同时举家被杀。
关于商鞅被车裂一事，司马迁给了四个非常精准的字“秦人不怜”【对于商鞅之死，秦人没有怜悯之情】。
商鞅之所以能在秦国变法成功，那是因为秦孝公时代在变法之前，秦国依然非常薄弱，然后他恰逢秦孝公这么一位奋发图强的国君，于是商鞅变法具备了根基。
商鞅变法之所以能成功，跟秦国尚未完全被中原文化所渗透也不无关系，那时候的秦依然被中原诸侯视为蛮夷，儒家在秦国的根基很浅。
商鞅变法的成功最关键的因素还在于，商鞅有着超强的执行力，佛挡杀佛神挡杀神，不择手段，不达目的不罢休。
商鞅之所以悲剧，这是历史的必然，只是当我们放低视角，用人品和行事方式来解读商鞅时，我们也能发现他必死无疑，因为满天下处于秦孝公之外，其他人几乎都被他得罪了。
秦国能借助商鞅变法崛起的核心要因在于，自秦孝公之后的历代君王都没有废黜商鞅所制定的秦律，所以诸侯秦在“历史****”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顺。
当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大秦帝国之所以会迅速灭亡，那是因为商鞅变法所造就的社会文化难以出现忠贞不渝的大才。而没有大才，只有注重短期利益的秦国官僚体系虽然可以吞下六国，但是却消化不了六国，于是在商鞅所主导的那一套之下，一切都会灰飞烟灭。秦国依然非常薄弱，然后他恰逢秦孝公这么一位奋发图强的国君，于是商鞅变法具备了根基。
商鞅的驭民五术
愚民：统一思想，控制意识形态
弱民：国强民弱，治国务在弱民
疲民：疲于奔命，民无顾他事
辱民：相互揭发，活于恐惧氛围
贫民：人穷志短，剥夺余银余财
五者若不能见效，杀之。
“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朴则强，淫则弱”“遗贤去知（智），治之数也”
商鞅认为，人民没有智慧，也不掌握知识，保持淳朴才能强大而利于统治。商鞅这种将“愚民”和“强国”相关联起来的思想，贯彻在了他的变法之中。
在商鞅的规划下，整个秦国变成了一架巨大的机器，社会上只剩下了三种人，一是服从命令的“顺民”，二是执行法令的官吏，三是高高在上的国君。
重农抑商的变法措施，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它被之后历代的统治者所承袭下来，由此形成了数千年来以农为本，以工商为贱业的传统观念，也就如此窒息了民主意识发展的土壤。商品经济是旁门左道和奇技淫巧，而人民则在之后的发展中变成了逆来顺受的顺民，渐渐变成了鲁迅笔下的“麻木而愚昧的看客”。
一一未定君
商鞅：让秦国强大，自己却惨死
商鞅变法怎么进行？首先，商鞅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改革措施，就是连坐制。（见附录）以十户人家为一个单位，如果一家犯了错误，另外九家有举报的责任，如果不举报，就要和犯错的人一起受罚。这样可以让所有人动起来，将罪犯一网打尽。但是政策有了，要如何获得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呢？要怎么做才能让大家认识到这个规定是认真的，必须重视起来，而不是闹着玩的呢？
商鞅在都城的南门立了一根约三米长的木头，发告示说谁能把这根木头从南门扛到北门，就赏十金。大家觉得不可能给这么多钱，都不相信。过了一会儿，商鞅下令将赏金变为五十金。大家又开始惊叫：“这么多，肯定是假的。”五十金相当于当时老百姓一辈子的收入了。这时有一个人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把这根木头从南门扛到了北门，结果商鞅真赏了他五十金。这个典故就是我们家喻户晓的“立木为信”，也引申出一个成语“立木南门”，告诉我们做事要讲诚信、说一不二。
大家一看商鞅真是说到做到，他说的任何一句话都可以信，纷纷支持变法。当然对于商鞅来说，改革就意味着勇敢，因为肯定会得罪很多人。很多贵族是既得利益者，你要拿走他们的既得利益，这太难了。而商鞅碰到的其中一块硬骨头，就是当朝太子，也就是未来秦国的国君——秦惠王。
当时太子年龄很小，做了一些违反商鞅变法规定的事情，按理说应该受到惩罚，但是臣子可以处罚未来的国君吗？不能。商鞅说：“那就处罚太子的老师，因为老师没教明白，才有太子做错事的结果。”太子的老师被处刑，脑门儿上被人用墨水刺了字，一辈子都得留下烙（lào）印。大家吓坏了，没想到商鞅变法是动真格的，都谨慎遵守。所以新法推行得非常快，短短几年，秦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老百姓路不拾遗，山里也没有盗贼，为什么？因为盗贼都被人举报完了。
商鞅变法（想富国强兵），秦国也在军事上强大了起来。秦国跟魏国、韩国打了很多次仗，都大获全胜。商鞅曾领兵攻打魏国，获胜后被封为列侯，号商君。除了上面讲的这些，商鞅还做了一些其他的改革，比如迁都咸阳、完善了行政规划、统一度量衡，等等。后来秦始皇的改革，就有很多借鉴了商鞅变法。
但是人登到顶峰后就得小心，你爬得越高，可能会摔得越惨。商鞅就是如此，在他到达人生顶峰时，支持他变法的秦孝公去世了，商鞅的靠山倒了。商鞅觉得完了，因为他得罪过太子和很多权贵，他们一定会趁机报复，所以商鞅跑到了魏国。结果魏惠王一看，这商鞅是秦国的犯人，秦国太强大，魏国得罪不起，于是把商鞅逐出了魏国。
商鞅无奈之下赶紧组织了一支军队，想跟秦国抗衡一下，不过这只是垂死挣扎。商鞅的这一行为被指控为谋反，他很快就被抓回了秦国，最后被判车裂之刑。车裂之刑是一种特别残忍的刑罚，一代改革家商鞅就这样死去了。
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商鞅变法？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不管商鞅人品怎么样，至少他对秦国有很大贡献，他帮助秦国富国强兵，并且打开了秦国吞并天下诸侯的大门。
如果评选对中国历史最有影响的人物，商鞅，一定会进前五名，甚至都有可能进入前三名。商鞅的法术，和孔子的仁说，一软一硬，一表一里，构成了中国统治术、帝王学的两翼。而商鞅的法术，才是其中实实在在的“硬核”！
公元前338年，秦国首都，咸阳，大名鼎鼎的商君—商鞅，被车裂。
车裂。也就是俗话说的五马分尸，这种酷刑，因为刑具昂贵，费时费力，普通囚犯享受不到这种待遇，只有地位特别而十恶不赦的人，才有资格获得车裂之刑。从中可以看出秦人对他的仇恨之深，和欲杀商鞅而后快的决心和愤怒。
据传，商鞅被车裂后，秦国百姓争啖其肉，商鞅很快就尸骨无存，这些百姓中，有不少人就是当年商鞅一次性处决七百多人的家属和朋友，商鞅的后果，报应使然。商鞅死后，秦国百姓歌舞于道，如释重负。六国闻之，亦皆相庆。商鞅之死，似乎是个普天同庆的局面。
六国恨商鞅好理解，因为商鞅的变法使秦国迅速强大起来，给六国造成了巨大的威胁。为什么从商鞅变法中得到莫大好处的秦国，也这么恨商鞅呢？
在中国历史上，秦朝是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朝代，在秦朝的历史上，商鞅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物，他留给后人的遗产就是“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的具体内容很多，但其目的只有一条，就是将秦国的百姓，全部武装成了国家的奴隶，男人负责打仗，女人负责农业生产。稍有怠慢或不满，杀之。强调一点，就是商鞅的新法是相当严历的，贯穿着一种“轻罪重罚”的观念。也就是说，惩罚的作用不在于让违规者对自己的行为负相应的责任，而是形成一种威慑的效果，使人不敢违规。这也是早期法家比较典型的思路。据说，当时把灰倒在地上都要处以黥刑──在脸上刺字。还有连坐制度，使得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成为法律允许的可能。他用残酷的血腥手段镇压，仅一天就处死七百余人，以至于“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天地”；就连太子的两个老师都分别被处以黥刑(脸上刺字)，和劓刑(割去鼻子)。
后来，秦孝公死了，太子继位，想起了当年的旧怨，就开始治商鞅的罪。商鞅于是就跑。可命运却和他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到一家小店投宿时，店老板要他出示身份证件，并说这是我们商鞅大人制定的法律，让没有证件的客人投宿，店主人要受连坐之罪。据说当时商大人恨恨地说：原来我制定法律的弊端，竟到了如此地步。这就是成语“作法自毙”的来历。这种感觉，就如同一名铁匠打了一把名刀，天天赏玩却有一天发现它竟插在自己的肚皮上。
他又跑到魏国，人家记着当年受骗的帐，把他赶出来。他无路可逃，就起兵造反。被秦王抓回来，用他设计的刑法把他车裂了，家人也全部处死──这也是他规定的。
商鞅之死是必然的。秦国变法商鞅上得罪了秦国公室贵族，下犯了秦国百姓的众怒。赖以商公强力“法治”思想，秦孝公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加征战，对秦之强大奠定了牢固的根基。可是即便如此，由于孝公义无反顾的强力支持，公室之内对商鞅的强烈不满乃至是仇视现象也迁移到了孝公身上，对这一点孝公心知肚明。之所以不杀商鞅是怕以国家之名失信于天下，而商鞅若死，即便变法使秦国走向了富国强兵之路，但其法便也无存在之理由。赢驷登基，若杀商鞅，对内可争取公室贵族对自己的支持，向下也可向饱受“法”苦的臣民给一安慰和交代，而此时商公之“法”其利已经明显，受新法之利的人群已成气候，二来此时变法已不是秦的主要政治任务。所以，孝公若杀商鞅，有百害而无一利，而其子惠文王若杀商鞅则有百利而无一害！
惠文王为何以为老师报仇的名义杀害商鞅，甘愿背上一个“公报私仇”的恶名。原因在于，商鞅变法对秦国国家的发展壮大作用巨大，秦国以后还要继续实行商鞅的新法。因此，杀商鞅就不能从公角度出发。另外，商鞅是秦国招贤令招来的，秦国以后还要继续招纳天下贤士。如果以公名义惩处商鞅，以后各国的人才谁还敢来到秦国呢？所以惠文王才不惜自毁其名，杀其身而行其法，也算高明吧。
后人怀疑商鞅组织的这场历史记载的小规模抵抗是否存在，虽然没有资料可供参考和佐证，也有可能商鞅兄弟最后是被他的仆人们五花大绑缚去领赏的。原因之一商鞅的行为已经是构成叛国罪，追随者不仅要冒送命的危险，还会株连家人，如此大风险的博弈，且成功的概率基本为零。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大势已去，众叛亲离也莫怪；二是按照秦律，擒住商鞅，不仅可能保命，还可能换取荣华富贵。
其实，在重义信诺的春秋时代，慷慨赴难者多如星斗，取身取义是一种时尚。像电影《赵氏孤儿》，对这种风尚就有充分的描述。但法家主张严刑峻法，商鞅也是如此，他蔑视儒家的仁义道德，相信“霸道之说”和“帝王之术”，平素行事，刻薄寡恩，玩权弄术，对手下之人，视之如鹰犬走卒，呼之驱之利用之还内心轻之贱之，得势之时尚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风光得很也自信得很。但一朝失势，没了黄金和权力，自然没有死士替其卖命，更别说义士舍生取义共赴黄泉了，被卖也是活该。
在春秋战国诸子中，商鞅的愚民主张是最明确、最有系统的，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最大的，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达到弱民的目的。商鞅的愚民政策为秦王国的统一霸业不断地输出格式化士兵，但也为自己的宿命铺垫了一种必然━━那就是，当他被判处车裂之刑押到刑场时围观群众眼神中的冷漠甚至兴奋。人们根本不知道宫廷之中发生了什么，也不想去知道商鞅之死是否公正。他们只知道，秦国原本在万人之上，一人之下的商大人要被五马分尸了，他们兴奋地围在道路两旁，想看看这位平常出巡时前呼后拥的权势者的神秘面目。
这一幕，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不断地上映。2000年后的法国大革命之子罗伯斯庇尔被砍头那天，街道两边挤满了看客，临街楼房的阳台和窗口，到处都是兴奋得发亮的眼睛；甚至，能够俯视广场上断头台的房间以高价出租；前来观看砍头的妇女们，一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如同去参加晚宴或舞会。当罗伯斯庇尔的血淋淋头颅被高举示众时，看客们爆发出愉悦而满足的笑声。
对于一群没有思考能力没有是非标准的愚民，最好的方式是下命令。对于来自权力的命令，他们将在一瞬间由绵羊变成豺狼，冲向攻击目标。或许，他们曾经无数次服从并执行过商大人的命令，但此时，在他们看来，商鞅只是一个被押向刑场的囚徒，不可能再服从或追随他，除非他重新获得权力。这就是商鞅在秦国变法所获得的最重要的收获。
公元前359年和公元前350年，卫鞅两次变法，此外还规定计量标准，统一度量衡，以及改革戎狄旧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等。卫鞅不仅是位政治家，而且还是位军事家。
“七国之雄，秦为首强，皆赖商鞅”，这个评价是切合实际的。韩非子说商鞅“举法明教，秦人大治”。西汉桑弘羊赞商鞅“功如丘山，名传后世”。宋代王安石赋诗：“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商鞅功绩，永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