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募捐活动中,除了大量捐款外,义赈组织还收到了许多从价值不菲到略可变价的物品。
由于灾情火急,加上助赈物品愈积愈多,如何将之尽快转为赈款就成了一个迫切待解的问题。
而率先设法解决这一问题并找到一条便利途径的,则是上浦的义赈人士。
作为当时最大的通商口岸,上浦亦是吕宋票最集中的销售地,故而当地义赈人士想到仿效吕宋票来处理助赈物品。
光绪五年八月初八日,上浦义赈组织仿照吕宋票之法,制作彩票二千张,向社会公开销售。
此次赈彩销售颇为顺利,一月之间,二千号彩票便基本售出,并如期举行了开彩活动。
而在上浦的启发下,扬城的义赈人士如法炮制,在同年十一月也成功处理了一批助赈物品。
受光绪五年售彩活动的鼓舞,到光绪八年,义赈人士甚至开始尝试将售彩助赈发展为一种募捐手法。
是年,有义赈人士趁当年举行乡试之时,设立了“元魁夺彩会”,稍后的类似手法还有所谓“元魁得意会”和“元魁夺标会”,其做法都是以押彩中举士子来售彩筹赈。
尽管这些手法试图结合“闱姓”票和吕宋票来另创一种新的博彩方法,但制度设计十分呆板,结果十分失败。
而这些手法的失败,更令义赈人士认识了吕宋票形式的优越性。
光绪九年后,义赈人士处理助赈物品时,模仿吕宋票成为一种常用手法。
光绪中期,商人打着“筹赈”名义,绕过官方禁令,开办了明显属于经营范围的彩票。
在义赈人士成功运用赈彩手法之后,彩票终于在中国得到了打开缺口的机会。
光绪中期,一批商人借鉴义赈的先例,并打着“筹赈”的名义,从而绕过官方的禁令,开办了明显属于经营范围的彩票。
虽然这批彩票的彩项都是实物而非现金,但是这些实物的商品价值相当不菲。
况且,这批彩票不仅在发行量上大大超过了义赈发行赈彩的规模,而且都是以定期发售、长期发行的形象问世,这就与义赈临时举办赈彩的情形拉开了距离。
有趣的是,这批彩票的创办者皆为在上浦的书局,其所设彩物也都是书籍,故而它们又被称为“书彩筹赈票”。
首家书彩筹赈票由翰宝阁书坊于光绪十三年九月发行,计划售票一万张,头彩可得《古今图书集成》一部。
不过,这家彩票很可能是投机行为,所以仅开彩一次便再无下文。
同年底,森宝书局发行了规模更大的书彩筹赈票,其第二次彩票发行量竟达四万张。
尽管绝大多数书彩筹赈票结局不佳,但正是随着它们一度蔚然成风,国人自办彩票的问题开始引起社会上的注意,甚至出现了有利于彩票业的社会舆论。
当然,这种状况仍然离不开以义赈为依托。
从光绪十四年十月到十五年初,《申报》刊发了数篇建议仿照吕宋票专设长期发行的彩票以助赈,并由义赈人士办理的文章。
显然,此类舆论无异于对国人自办彩票的合法辩护。
与此同时,以“筹赈”为旗号的彩票不但继续发行,还从彩物阶段过渡到了彩金阶段。
森宝书彩票从光绪十五年起,将彩头换成了彩金,成为国内首家与西方彩票完全接轨的彩票。
而在森宝票成功转型后,其他一些公开经营的筹赈彩票亦畅行无阻。
虽然森宝等彩票后来无疾而终,但它们终究意味着中国近代彩票破冰之旅的完成。
正是前面的铺垫,光绪二十五年初,华商广济公司在上浦发行“江南义赈彩票”,从官府得到6年专营权,并没有在社会上引起意外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