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小宝看完，不觉叫苦不迭。虽说报道本身有理有据，层次分明，且分寸感把握得好。但这样的报道即使再客观、再公正，一旦发表出来，也是犯导向上的错误。这是最起码的常规，这些人怎么就不懂呢?向涛不懂，难道编辑部主任老罗和方向明也不懂吗?
梅子说：“听售报亭里的老头老太讲，那张报纸卖得特好，卖完了好多人还跑来买。”
霍小宝说：“读者都有猎奇心和好奇心，一听报纸有批评性的文章就爱看。”
梅子说：“那你们多发一些这样的文章，老百姓不就爱看了吗?报纸的发行量也会上涨。”
霍小宝说：“一篇都受不了，还多发?再多发我这个总编怕也当不成了。”
次日一上班，霍小宝就召集班子会议，想认真总结一下这次事故的教训，形成一个文件性的东西，上报xxxxx和有关部门，一来表明报社的态度，二来也好为自己洗刷责任。
班子成员共有八人，除了总编副总编外，还有办公室、广告部、编辑部、记者部、发行部、周末版的负责人。这次事故的责任人都在班子内部，记者部主任写稿，编辑部主任发稿，副总编签发。
霍小宝知道，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必然会引起班子内部的不团结，甚至会挫伤大家的积极性，不处理也不行，那就等于自己不明不白地承担了全部责任。想来想去，最好的办法就是召开班子会，把问题交给大家共同解决，于是便说：“今天召集大家开个班子会，不为别的，就是在我外出开会期间，报上发表了向涛的报道，引起了市上的不满。这事我一直不知道，刚回到yd，陈部长打电话把我劈头盖脸地批评了一顿，说哪有地方报纸批评上级党委和政府的，这简直是胡闹，连最起码的组织原则都不懂，这样做就是自己砸自己的饭碗。市上领导对此十分不满，尤其是李代市长更为恼火，说yd日报对出租车司机的行为不是从正面去引导，而是在添乱。陈部长要我们认真总结经验，整顿宣传纪律，查清事故责任，上报xx、xxx和相关单位。我不知道事故发生后你们是怎么想的?当事人是怎么想的?我们能否通过会议的形式达到一种共识，从思想上认识到我们工作的失误，吸取经验教训。”
霍小宝在讲到陈部长的批评意见时，特意加上了“查清事故责任，上报xxxxx和相关单位”这样一层意思。这是他的本意，但他不直说，而是加到了陈部长的“指示”之中，这样，他就巧妙地把矛盾嫁接到了上级领导的头上，避免了与当事者的直接冲突。
霍小宝说完，方向明接着就说了起来：“这事儿我们最初考虑得太简单了，只觉得这是一篇好稿，发出来后一定会扩大报纸的影响，却忽视了别的因素。报道发出来后，xxx的个别领导不高兴，打来电话责问我们，我已向他们一一作了自我批评与解释，说总编外出学习，是我把关不严造成的。所以，事发后，怕影响霍总的情绪，我也没及时打电话向霍总汇报，心想反正事情已经发生了，该承担的责任我都承担了，霍总不知道也好。”
霍小宝一听他这么讲，心里平和了许多，他不敢完全肯定，方向明是不是向市上的领导大包大揽了这次事故的责任，但至少他当着自己的面，当着班子成员的面，他还是坦诚地包揽了全部责任。就凭这一点，他觉得方向明对他还是不错的。
接下来老罗和向涛分别发了言。
老罗是老黄牛似的老实人，工作责任心强，老实肯干，从不拨弄是非。在报社里老罗是资历最深的人，因上头没人，熬到快退休了，还是个正科，但他从不怨天尤人，无论谁当总编，他都是一如既往地认真审稿，并能非常固执地坚持他的意见。所以，背地里人都称他为“老倔头”。按老罗的一贯态度，向涛的稿件在他这里是很难通过的，这次为什么发生了意外?
老罗说：“在发稿签上，我已加注了我的意见，此稿有导向上的错误，本报不宜发。所以，在这件事上，我不承担丝毫的责任。”
老罗说完，向涛就接着说了起来。向涛说：“这件事与谁都无责任，要是说有责任的话，那责任由我一人承担好了，自古就有文责自负一说。况且，我写稿子的本意并不是针对市上的哪一位领导，更不是针对xxxxx，我只是想纯客观地报。道这次万名出租车司机大罢工的真相，他们为什么罢工?仅此而已。当时yd市民都很关注这件事，各样的说法也很多，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应该责无旁贷地讲明事实真相，消除社会上的种种猜测和说法，这样我觉得有利于树立政府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也有利于安定团结。结果却适得其反，市上的个别领导认为是添乱，认为是给政府曝光。甚至，此篇报道在省报上刊发以后，一些莫名其妙的电话打到了我家里，说是要我小心我的狗头。这种恫吓性的电话我不敢说是什么人打的，但至少不会是万名出租车司机中的哪一个，更不是yd老百姓中的一员。再者，市上的个别领导既然批评我们做错了，批评我们犯了导向上的错误，为什么又答应了出租车司机们提出的要求，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能违心地说我错了，至少目前，我认为我没有错。”<div id="center_tip"><b>最新网址：www.</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