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的结果当然是二全齐美。</p>
但当日李世民在盛怒之下，和戴胄交锋，往返四五次，想给柳雄定罪，如果戴胄的意气稍退一丝半毫，结局肯定改写。</p>
魏征将此事定义为“悦而从谏”。</p>
但势易时移，人总是会变的，贞观之治，世有大名，李世民证明了自己，虽逆取，但顺治，现在功德圆满，贞观盛世已成，当志得意满之际，人心总会懈怠。</p>
于是，进入了魏征所说的“难于受谏”阶段。</p>
魏征举了皇甫德参的例子。</p>
皇甫是陕县郡丞，贞观八年，他向李世民上了一道奏疏，“修洛阳宫，劳人；收地租，厚敛；俗好高髻，盖宫中所化。“</p>
为了引起李世民的注意，皇甫德参，用词激切，语不惊人死不休，这种出格而激烈的进谏，惹恼了李世民，他想以“讪谤”治他的罪。</p>
为了此事，魏征特意向李世民进谏说：“自古上书，率多激切。若不激切，则不能起人主之心。”</p>
显然，这是受谏者心境变化，认识也随着有所差异了。</p>
这其实也是贞观一朝，李世民对于进谏忠言，态度的三种渐变过程。</p>
贤如李世民，自律如李世民，克制如李世民者，犹不能免俗，后世之君主或领导，当然需要时刻警醒和提醒自己。</p>
一片忠心，赤诚为国为民。</p>
李世民虽有虚心纳谏之心，一心向上之志，但贞观一朝的政治，很长一段时间，似乎都没有走上正式和正确的轨道。</p>
李世民的政权，兼收并蓄，容纳了当世各种力量。</p>
说得好听一些，叫做海纳百川，包罗万象，但如果从反面来看，也是一锅大杂烩，到底想要炖出什么味道，能炖出什么味道，也许李世民本人都不知道。</p>
他是通过军事政变才当上皇帝的，属于典型的得位不正，反映在政治之上，就必然有非常多的临时应急应变之法。</p>
这虽不是诡道，却是必须的政治权道。</p>
前时前日或不可用，但今时今日却又必须要用，以应付突发的一些特殊事件。</p>
很多事件的处理，并没有固定的、旧有的章程可以遵循。</p>
处理方案，既要遵循政治惯例，又要顾忌李世民的帝王心理，可谓毫厘之差，就足以远隔千里。</p>
因而，在李世民刚登上皇位的那段时间，政治实务，实际上是比较混乱的，为了避免出错，即使贤如房玄龄，也是拱手听令而已。</p>
李世民发现了这个异常。</p>
贞观三年，李世民已经做了三年皇帝之后，李渊才搬出太极宫，李世民入主太极殿，成为名正言顺皇帝的第一天。</p>
国家要想长治久安，福祚绵长，就一定要有制度。</p>
人力总有穷时，但制度却可以补其不足。</p>
李世民对群臣发号施令说：“中书、门下，机要之司，诏敕有不便者，皆应执论。比来唯睹顺从，不闻违异。若但行文书，则谁不可为，何必择才也。”</p>
说明即使已经磨合了三年，即使李世民已经选择了共治共享的体制，中枢核心团体依然没有成为一个决策机构，更多的只是一个执行机构。</p>
李世民做了相当长时间的独断专行者。</p>
房玄龄等人当然知道其中的弊端，他们虚心地接受了李世民的批评意见。</p>
李世民重新引进旧制，让中枢各部门各负其责，各司其职，互相制衡约束，国家政务，自此之后，就很少出现重大失误了。</p>
李世民的这项制度，是传统上的三省六部制。</p>
这个制度的本质核心是由“独（宰）相制”转为“众（宰）相制”，宰相由皇帝的幕僚长，变成了智囊团或幕僚群。</p>
皇帝成为行政首长，显然，这更为集权。</p>
简而言之，军国大事，由中书舍人各执所见，在条状上，写上自己个人的意见和名字，这有个风雅的名字，叫做“五花判事”。</p>
然后，将署名的条状和意见，上呈给中书舍人的上级领导，中书侍郎和中书令审核。</p>
确定好的条状，再进入门下省审核。</p>
由给事中和门下侍郎权衡考虑，驳正校验，如果门下省认为需要重拟，就打回中书省，再重新拟条状。</p>
审核确定之后，再加盖各省印章，就是正式的文书，交由尚书省各部，一一分化执行。</p>
这一套程序走下来，就可以有章可依，有序可按，运转如流，上通下畅了。</p>
这一段日子，相信李世民一定是每天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生怕自己以逆得到的皇位，并不能在自己手中正名，也无法在青史之上留下美名。</p>
李世民非常注重他在历史之上的名誉，这来源于其内心深处，对于杀兄屠弟的罪恶感和耻辱感，李世民是极少见的带有尊严的帝王。</p>
他看得更高，也要走得更远。</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