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岁的冬天来的慢且短，进入至德四年刚过了元月，长安内外，山野宫苑就已经见不到一丝白雪了，短短一个月，预料中的波澜并没有出现，郑显礼的西征军顺利克复了灵武，吐蕃的残兵败寇作鸟兽散，大军主力沿着一条人迹罕至的通路平安进入了河西。河北的史思明也没有大举进攻河东，除了烈度不一的佯攻以外，就再没有能对神武军造成实质性伤害的进攻了。
滞留在江陵的大批物资也在洛阳克复以后陆续的顺利被运抵关中，由于韦见素以宣抚使的身份巡视江岸地方，江南地方的节度使们也变得前所未有的恭顺，被截留的租庸都通过大运河运送至了洛阳。
好消息绝不仅止于此，第五琦经过了近三个月的闪转腾挪，终于堵住了户部巨大的窟窿，虽然府库中依旧缺钱，但已经度过了无钱可用的窘境。
在至德元年到至德三年的战乱时期，有大批的中原流民通过潼关流入了关中，曾被征调来修缮长安城防，但工期结束以后，几十万人的去留又成了问题，第五琦的意思是按照原籍悉数遣返，遣返后朝廷给予适量的安家费，以期尽快恢复生产。
但这个建议却被秦晋否决了，遣返原籍这种事如果是千百个人到也罢了，如此数十万人的规模，一旦处置不当很可能就在返回原籍的途中成为盗匪流寇。现在已经不是天宝年间那夜不闭户的繁华光景，经过了数年的大战以后，不论是关中，还是潼关以东的中原，经过战火的荼毒都已经十室九空，原本的社会结构与宗族早就被砸的稀巴烂，把这些人遣返原籍，但对于社会稳定也就成了刻舟求剑的行为。
当然，第五琦的理由也很充分，时人的乡土情结很是浓厚，战乱结束以后都希望返回家乡，如果将他们别置他处，可能会招来意想不到的乱子和意外。
“再者，中原初遭战乱，人口凋敝，正是需要充实人口的时候，这五十万人虽然杯水车薪但也总能解决一些地方上的人口问题。”
秦晋已经看过了这些流民的籍册，大都分布在潼关以东几十个郡，相隔数百上千里的也大有人在，如此广阔的抵御，纵然几十万人撒下去，甚至连个水花都见不到。
所以，秦晋的打算是将这批人集中安置，以充实关中人口。关中经历了孙孝哲破关和吐蕃人入寇两次劫难以后，人口损失也极为严重，五十万人口放到潼关以东去不算什么，但在关中平原上显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朝廷以往的策略实外而虚内，这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今日之乱的因素之一，今后这种情况必须加以改变，或者说是内外要达到某种平衡，所以关中不但要补充在战乱中损失的人口，还要继续增加人口，开垦荒地。”
秦晋在任冯翊郡太守时，曾仔细的勘察过关中土地，并非出产已经达到了极限。更多的原因是关中人口结构变化，长安城内外人口近百万，从事农业生产的却不足五分之一，除此之外，大量的耕地抛荒、退化也是重要原因，大部分的良家子不事生产，民间风气浮躁，在虚浮的盛世下到处可以见到这种不接地气的人。
唐朝政府对这种日渐虚浮腐坏的风气置若罔闻，上层奢靡无道，中底层则上行下效，长此以往，关中粮食产量的逐年降低，也就成了众多问题之一的小小问题。以至于，许多年景，身为天子的李隆基不得不带着满朝文武官吏以及家眷们到洛阳去就食。
所以，增加关中粮食的产量，关键不在于整治土地，而是治理民风，如何让关中的百姓重新接地气，就是个当务之急。
第五琦本来以为秦晋是怕五十万人遣散地方会带来治安问题，万没想到秦晋的着眼点却已经远远的走到了自己的前面。
不过，治理关中土地是一个系统而又复杂的问题，据他所知，关中土地就算抛荒的，也均是有主之地，多是朝廷上勋臣贵戚，就算天宝年间也没有人敢轻易的动一动。
这个年代土地就是最大的财富，谁敢动人家的土地与掘人家的祖坟，杀人家的父母也没什么区别，必然会招致疯狂的反对，如果勋臣贵戚们联合在一起在暗地里搞风搞雨，负责整治土地的官员将会成为众矢之的。
稍有不慎，天子为了平息众怒，稳定局面，也必然会将成为众矢之的的官吏拉出来当做替罪羔羊。
想到这些，第五琦的背上就觉得一阵阵寒意，他可不像将这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揽上身，治理工商，得罪的只是市井之徒，治理土地却是要与整个长安城内绵延数百年的勋臣贵戚做对，一个不小心就可能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因此，第五琦表面上的态度是对治理关中土地不以为然的。
“关中土地问题自开元年间就存在了，大夫若要整治，怕也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功成的，下吏觉得，此事还要从长计议！”
秦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