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二那年正月，我从家返校。在去省城的火车上，我看到了他，还有他的妻子。
隔着过道，我们的位子斜对着，一路上他都户着窗外，只给我一个侧面的影像。他的头发向后梳着，很平常的发式，然而有无法抹杀的个性。一张棱角分明的脸也也是颇具个性的。我留意着揸他。我想他一定觉察到了，偶尔他的目前也会瞥过来，很黑很亮，有黑很亮，有没空的力量，还带着点儿淘气的戏谑。这令我的脸微微地有些发窘。
临座几个大学生模样的男孩邀他打牌，他加入了。我心里面不由得为那几个男孩悲哀了。相比之下，他的轻谈浅笑和不动声衬得他愈发像孩子。他没有很投入地在打牌，却总是赢家。
他的举手足都露出一种子成熟男性的风范，让人心动，让人心动。
5个小时的车程不能算长。下车时，他帮我递了一下包。我笑笑，接包，道谢，然后说再见。
回校后我忍不住要向同寝室的人说起他。有人打趣我。我便不再提起。
大三下学期，我回家乡的日报社实习。我穿过资料室一排又一排粗笨而阻隔的柜子找我的实习老师。
一个人在伏案查阅。是他！
我立住。不动。
他抬头。没有表情的脸。
案旁是窗。我和他之间，有阳光幻的尘柱在舞蹈。
良久，他笑了，是你，他说。
我也笑了。是我，我说。
第二天便跟他出去采访。
他是出色而尽责的老师，我是聪明而努力的学生。我逐渐可以独挡一面，不久以后，我就独立发了很多稿了。
可是我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尴尬。我们刻意避免接触。在迫不得已的独处的情况下，笼罩着我们的，往往是长久而难耐的沉默。偶尔，他会找两句闲话把时间打发过去。这避免不了要谈他的妻和子。这时的我认为这是个最无聊的话题。后来，我才明白，那是他对自己艰难的防护。
那次，他说起了4岁的独生子的一件趣事。他沉浸在那种完全而单纯的父亲的快乐里。我忽然很烦躁，冷笑一声打断他。我激烈地说：“你放心，我不会让他失去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