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最有权力的人，同时也掌握了中国人大所赋予的最大权力。立法权、人事任免权、财政预决算权、监督权……从宪法到法律，从国家主席到各部部长的任免，程序上都要经过他们的表决；从年度财政预算的审批和年度财政决算的认定，从政斧到法院到检察院，也都要对其负责。
如此集立法、行政、监督，人事、财政大权于一身，谁还能理直气壮地说中国人大是世界上最没有权力的“议会”，是“橡皮图章”？谁还能毫无愧色地说中国人大代表是世界上最没有权力的“议员”，仿若“花瓶”？
这样说的人纯属违背事实，造谣污蔑。中国最有权力的一群人干着最有权力的事，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强烈地带有威权色彩的“议会”和“议员”了。
“……以往农村讲究孝顺父母，实际上并不孝顺父母的人一般不敢做得太过分，太公开。当然其中也有官方或宗族灌输儒家伦理的影响，或者少数村塾教师的教化，主要却是慑于因果报应的威力。‘善有善报，恶有恶服’，不孝的逆子会被天打雷劈死，死了还要下十八层地狱，这些观念深入人心。农村中因雷击或其他灾害死亡的人，往往会被当成因不孝而受天谴的反面典型……”
正在侃侃而谈的是一位女代表，参会前曾率领7人普查组自费到全国农村调研，通对31省46县72村10401人的调查，结果显示53%的儿女对父母感情麻木。因此，她联合其他30名代表提出了这一“重建农村孝道”的议案。
尽管对那些热点问题避而不谈，但相对于那些一声不吭，或者语出惊人的代表而言，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容易了。
田文建是官员，但也是一个知名的伦理学家，这样的议题自然无法置身事外，见代表团长、省委刘书记紧盯着自己，田文建连忙坐直了身体，侃侃而谈道：“各位代表，在讨论这个问题前，还有一个必须要考虑进去的因素。那就是我国农村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的状况，多数家庭难以温饱。
农业生产一直停留在体力劳动，农村中缺乏商业服务业，脑力劳动工艺技巧无用武之地。改革开放以来虽已发生很大变化，但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尚未覆盖大多数农村，父母一旦年老体衰，无法从事正常的农业生产，就只能依靠子女赡养。如果子女本身就很贫穷，想尽孝也有心无力呀！”
刘书记重重的点了下头，一边环视着临海厅里的众人，一边深以为然地说道：“是啊，一旦父母患病，或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子女更难维持，家庭矛盾随之激化。特别是实行计划生育后，农村家庭的子女数量减少，独生子女或少子女的赡养负担相应增加。有的地方虽然对独生子女家庭的老人有一定补助，但不足解决他们的赡养困难……”
那么多迫在眉睫的国家大事不讨论，净研究这些一时半会间根本解决不了的问题。田文建如坐针毡，好不容易才熬到了散会。
刚随着意犹未尽的代表们走出大厅，一位三十来岁的男同志走了过来，笑容满面地招呼道：“田书记好。”
乔伟的秘书陈少华，田文建反应了过来，回头看了看四周，见没什么人注意自己后，低声问道：“有什么事？”
“老板请你去那边坐坐。”陈少华指了指对面的大厅，接着说道：“陈老想见你，还有其他几位老首长。”
“好的，我先去请个假。”
代表团有严格规定，不得自由活动，田文建跟代表团副团长、临海省人民政斧丁省长请完假后，才跟着陈秘书来到了一个小会议厅。
这是一个特殊的小组会场，坐着近50位平均年龄约68岁，大多头发花白，基本都是副部级以上的老干部。田文建飞快的环视了一圈，发现前中国社科院院长、前国家预防[***]局副局长、前中科院院士、前党史专家、前国家审计署署长、前华新社社长、前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前中宣部副部长以及好几个省的前大员赫然在坐。
一帮“40”后的老人聚在一起，真是会中有会。乔伟显然只是一个传话的角色，并没有出席。而参加分组讨论的居然是中央三号首长。田文建不得不像端茶递水的工作人员，以及他们的秘书们一样，静静的站在一边，沉默不语。
这时候，这位穿着黑色外套的老人要求“说两句”。虽年过花甲，但却中气十足，铿锵有力地说道：“我并不认为目前有进行全面改革的可能姓，但财税改革是各个改革的关键。做好这项改革，不仅能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处理好，还能把中央各部门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解决，把[***]问题解决掉！”
另外一位老部长则掷地有声地说道：“地方政斧搞项目、管项目，中央政斧审项目、批项目，政斧从gdp出发，从而缺乏整体规划、整体布局……很多有关部门都在审批项目，审得成功吗？我看也不成功，引发了很多[***]现象。政斧要改革，要放权。”
三号首长面无表情，一声不吭，只是时不时的点点头，表示认同他们的某些观点。会议的气氛有些诡异，根本就不是讨论，除了批评还是批评。
不在其位却谋其政的老爷子们你一言我一语，说的很凌乱，甚至还夹杂着一些很难懂的方言，但却都说到点子上了。相比之下，刚刚结束的临海省代表团分组讨论，就像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在做游戏。
前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陈主任，1950年生，绝对是他们中的“年轻人”。尽管会后常常被记者们围追堵截，但小组讨论会上，他总是坐在第二排。
面对黑色的话筒，他忧心忡忡地提出：“中央必须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据我所知，去年土地出让总额为3万3千多亿元，比前年增加约13%，土地继续成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占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大家老讲既得利益，土地财政就涉及一大块既得利益。为什么就不能咬咬牙跺跺脚，把它改了？”
老百姓们说的话你听不见，老革命和老干部们指着鼻子骂你退无可退了吧？令田文建倍感意外的是，三号首长居然像没事人似地，笑容满面地说道：“陈老，这一点中央正在研究，我想很快就能拿出一套完善的改革方案。”
老爷子们并没有就此罢休，而是将话题转移到当下的干部作风问题上。
“我们国家铺张浪费的问题，某种意义上讲，比[***]问题还严重。大家减一减、省一省，作风上稍微改进一下，一年几千个亿，我看不成问题！”
这个话题很快被另一位老干部接了过去。他说，据前些年的一次统计，我国一年浪费的粮食就够两个多亿人一年所需。
但这话立刻被提出意见的老干部纠正了，“那项统计应该是餐饮里浪费的食物蛋白质。”在他旁边，另一位老前辈也表示了赞同，一脸无奈地说道：“肯定不是粮食，那种饭局里，最少的就是粮食。”
别开生面的“骂娘会”，居然开了近三个小时。田文建腿都麻木了，这时候，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站了起来，紧盯着三号首长的双眼，意味深长地说道：“按照农历的算法，我今年70了。十五年之间，我们开了十五次会议，在一起153天，今后大家全聚在一起怕是不可能了。”
田文建这才意识到，对于这些40年代初期出生的老干部来说，“改革之音”犹在，但今年将是他们最后一次参加全国两会了。难怪三号首长脾气那么好呢，愣在坐在这里被唠叨了近三个小时。
一位老前辈夹着文件袋，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慢慢站起来，准备转身就走，三号首长突然说道：“王老，请您稍等一下。各位老前辈，你们提出了很多建议和批评，很中肯，也很有见地，可以说是高屋建瓴。在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一个人，那就是前中央党校教授、中纪委理论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田文建同志。小田同志，站出来吧，别不好意思。”
见三号首长似笑非笑地看着自己，田文建猛地反应了过来，感情他是把自己当成挡箭牌，准备用临水的试点，让这些心系国家的老前辈们安心。
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三号首长站了起来，示意工作人员分发资料，并抑扬顿挫地说道：“目前的确遇到了一些问题，中央也引起了足够的重视，事实上早在七年前，就把临海省临水市指定为深化体制改革的一个试点。
田文建同志也就在那时候，前往临水担任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这六年来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公务员队伍精简成功，[***]得到了遏制，干群关系很融洽，人民群众对市委市政斧也很支持……”
三号首长的话虽然不是什么金口玉言，但也绝不会在这样的问题上开玩笑，老爷们低头看看手中的材料，抬头看看不卑不亢的田文建，怎么也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明年就要换届了，眼前这帮老爷子虽然就要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可他们的门生故吏仍在，没有他们的支持是万万不行的。
乔伟是三号首长的人，他能不能顺利入常，在此一举！在这个关键时刻，力挺三号首长就是力挺乔伟，而田文建的政绩也成为了乔伟的政绩。
一直保持沉默的陈老，哪能错过放过这个机会，立即站了起来，呵呵笑道：“小田同志是铁山生前看重的后生晚辈，事实证明，小田同志也没让他失望。不计个人得失，默默无闻的七年磨一剑，总算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很多事情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二十年来，国内的政治气氛从未像现在这么紧张过。中国改革开放目前存在三股力量，一是要回归毛传统的“倒退派”，一是以总理为代表的“政改派”，但两派在现有的政治光谱上，恐怕都还不属于主流；真正的主流是满足于“经改政不改”的“现状派”，他们获得了在这种跛脚改革中捞得盆满钵盈的既得利益集团支持。“倒退派”之所以得到一定的社会掌声，毋宁说是民众对“现状派”不满的心理投射。
而三号首长这时候把田文建抛了出来，无疑释放出了一个极其敏感的政治信号。通过安晓彬的渠道，对上层动向并不是一无所知的田文建，这才意识到什么叫“人在官场，身不由己”。尽管到现在他连一句话都没说，却已被打上了“政改派”的标签，甚至还成为了“政改派”冲锋陷阵的第一人。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