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桓宗到神宗
李仁孝死后，其子李纯佑即位，政治**，国势日益衰落。1206年他的堂兄李安全篡位，杀李纯佑。李安全改变了与依附金的政策，开始依附此时不断强大起来的蒙古族。他发动了与金长达十多年的战争，使两个国家被削弱，而且，他统治时期，西夏百姓十分贫困，军队非常衰弱，政治**到极点，而李安全自己却十分**，沉湎于酒色之中，整日不理朝政，四处怨声载道。再说李安全附蒙抗金的策略并没有给他带来蒙古的友好。早在1205年蒙古就开始进攻西夏。至1209年蒙古三次出征西夏。夏无以抵挡。1211年西夏内部发生宫廷政变，李遵顼篡位，李遵顼仍然保持着襄宗（李安全）的作风，西夏政治更加**。1216年西夏因不肯派兵帮助成吉思汗西征，触怒了蒙古，次年蒙古第四次进攻西夏。1223年，由于李遵顼声称自己不愿做亡国之君，便让位给太子李德旺。
西夏的灭亡
西夏在襄宗、神宗一再的**下，终于病入膏肓，无可救药，尽管献宗李德旺是治国之才，仍然挽不回西夏政权覆灭命运。李德旺打算趁成吉思汗西征之际抗击蒙古。不料机密泄露，1224年蒙古攻克银川。李德旺向蒙古投降，送人质，才得免灭国。1225年成吉思汗西征得胜后又开始对西夏的进攻。1226年李德旺病死，他的侄子李睍被推为皇帝。1227年李睍投降蒙古。成吉思汗此时已死，但密不发丧，以免西夏反悔。李睍投降后按照成吉思汗遗嘱被杀，党项族也被灭族。西夏灭亡。
西夏的政治制度
西夏的政治制度受宋朝影响很大，官制的设置基本上模仿北宋。中央行政机构有：中书省、枢密院、三司、御史台、开封府、翊卫司、官计司、受纳司、农田司、群牧司、飞龙院、磨勘司、文思院、蕃学、汉学等。地方行政编制分州、县两级，在特殊的政治中心和军事国防要地有时也设郡、府。
西夏的军事制
西夏的军事制度是在党项的部落兵制的基础上吸取宋制而发展起来的。枢密院是西夏最高的军事统御机构，下设诸司。军队由中央侍卫军、擒生军和地方军三部分组成。中央侍卫军包括「质子军」、皇帝卫队和京师卫戍部队。“质子军”人数约5000人，是由豪族子弟中选拔善于骑射者组成的一支卫戍部队，负责保卫皇帝安全，号称“御围内六班直”，分三番宿卫。另有皇帝亲信卫队3000人，是从境内各军中精选出来的强勇之士组成，皆为重甲骑兵，分为十队，每队三百人，随皇帝出入作战。京城地区还屯驻一支训练有素的卫戍部队，共2.5万人，装备优良，是中央侍卫军的主力。擒生军人数约十万，是西夏的精锐部队。主要任务是承担攻坚和机动作战。因在战斗中生擒敌军为奴隶，故此得名。西夏的地方军由各监军司所辖，共有50万人，军兵种主要是骑兵和步兵两种。西夏兵役制度是全民皆兵制，平时不脱离生产，战时参加战斗。最小单位是“抄”，每抄由三人组成，主力一人，辅主一人，负担一人。
【西夏帝王谱】
景宗武烈皇帝李元昊（1004－1048）1038年称帝，在位11年。父李德明，西平王。李元昊袭位后，与1038年称帝，国号大夏，史称西夏。他接受宋的先进文化，由根据党项的民族特点确立了一套政治军事制度。李元昊与辽，宋之间进行了一些战争，取得胜利，形成宋，辽，夏鼎立局面。晚年，肆意诛杀，纵情享乐，强夺太子宁凌噶妻为后，被宁凌噶刺死。死于1048年，时年45岁。
毅宗昭英皇帝李谅祚（1047－1067）1048年即位，在位20年。景宗长子。即位时才1岁，由其母掌握朝政。亲政后，实行改革，使西夏进一步汉化。他连年对宋用兵，攻掠临近州县。先后收降吐蕃首领瞎毡的儿子木征和青唐吐蕃部。后注意修好与辽、宋关系。于1067年病死，时年21岁。
惠宗康靖皇帝李秉常（1060－1086）1067年即位，在位20年。毅宗长子，即位时8岁。死于1086年，时年26岁。
崇宗圣文皇帝李乾顺（1084－1139）1086年即位，在位54年。惠宗长子，即位时3岁。亲政后，采取联辽抗宋的策略，辽被金灭后，又联金抗宋。死于1139年，时年56岁。
仁宗圣德皇帝李仁孝（1124－1193）1139年即位，在位55年。崇宗长子。仁宗指定《新法》，确立封建土地所有制。确立科举制，尊崇儒学，大修孔庙及尊奉孔子为文宣帝；封建制在西夏确立了。仁宗时是西夏的鼎盛时期。仁宗死于1193年，时年70岁。
桓宗昭简皇帝李纯佑（1177－1206）1193年即位，在位13年。仁宗长子。以附金和宋为国策。1205年，铁木真开始进军西夏，1206年，桓宗暴卒，时年30岁。
襄宗敬穆皇帝李安全（1169－1211）1206年即位，在位6年。崇宗孙，仁宗侄，父李仁友。在位6年，被齐王李遵顼废，同年死，时年43岁。
神宗英文皇帝李遵顼（1162－1226）（1211－1223）年在位，在位13年。齐王李彦宗子，博览群书，1203年西夏状元，后统领西夏军事，1211年，废襄宗自立。他是以状元当皇帝，在历史上是无前例的。后，与蒙古，宋战争屡败，1223年，神宗退位，死于1226年，时年65岁。
献宗李德旺（1181－1226）1223年即位，在位4年。神宗次子。即位后，抗拒蒙古。1226年，成吉思汗攻西夏，西夏连失数城，献宗惊死，时年46岁。
夏末帝李睍（生年不详－1227）1226年即位，在位1年。献宗侄。即位仅后1年，西夏被蒙古所亡，末帝投降被杀。西夏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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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裔
公元1227年，蒙古灭西夏，党项人遂成为蒙、元属民，系色目人之一种。蒙古语译党项为唐兀（《元朝秘史》译作唐兀惕或唐忽惕），故元代以唐兀氏指称党项人及其所建立的西夏。因西夏领土主要在黄河以西，汉文文献称之为河西，自蒙古语转译，又作合申，故拉施特《史集》谓“蒙古人称做合申的唐兀惕地区”。但元人所说的河西人是泛指所有的西夏遗民，不专指党项族，故河西又有“蕃河西”和“汉河西”之别，《新元史》卷二九《氏族表》（下）曰：“其俗以旧羌为‘蕃河西’，陷没人为‘汉河西’。”有的学者认为，在西夏统治的近二百年间，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元代用“唐兀人”、“河西人”、“西夏人”来指称这个民族共同体，而“党项”之名却再也不见于载籍。31]我不能同意这种说法。党项一名之所以绝迹，不过是因为蒙古人已将党项改称为唐兀罢了，唐兀和河西虽然都可以用来指称西夏，但在指西夏遗民时，唐兀人与河西人、西夏人还是有所区别的。由于党项族的族称在各个历史时期颇有歧异，为了行文的统一，本文仍采用其初始名称党项，以党项遗民来指元代的唐兀人，以党项遗裔来指元以后的党项人后裔。
西夏亡国后，党项人失去了其共同生活的地域，不得不与其他民族间错杂居，从而渐渐为汉、藏、蒙古等族所同化。本世纪以来，学者们对西夏亡国后的党项遗裔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从中可以看到这个民族是怎样经历民族融合而最终走向消亡的。
（一）西夏故地的党项遗民
蒙、元时期，在西夏故地仍生活着大批党项遗民，元代曾多次从河西陇右签征为数可观的党项兵士，元朝的宿卫军和镇戍军中都有专由党项人组成的“唐兀军”。1976年，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白滨、史金波在甘肃酒泉发现一通汉文、回鹘文合璧的《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他们的研究结论是：此碑完整记录了一个唐兀家族自西夏亡国至元朝末年的130多年间，历六世十三人的世系及其职官世袭情况，从中可以了解元代西夏故地党项遗民的活动。这个家族从西夏亡国后第二代起就不再用党项人的姓名，而改用蒙古人习用的名字，这反映了在特定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西夏故地党项遗民的一种蒙古化趋势。元代以后，河西陇右的党项人就再也没有消息了。白滨、史金波认为，现今分布在甘肃河西走廊中部、祁连山北麓一带的裕固族，可能是包含着党项、回鹘、蒙古血统的一个新的人们共同体。32]
1983年，汤开建发表《〈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补释》一文，对此碑内容提出了新的解释，认为此碑的碑主应是由夏入元的沙陀贵族之后。33]从汤文提供的史料根据来看，应该承认他的这一结论是很有说服力的。
另外有学者指出，在甘肃南部的迭部地区，至今居住着一个语言和风俗习惯与周边各族都不相同的民族，故怀疑他们是党项遗裔或鲜卑吐谷浑的原始居民。34]但这一推测似乎并没有什么太多的依据。
（二）四川的木雅人
本世纪二十年代，英国人伍尔芬敦（S.N.Walfenden）曾赴西康地区进行实地调查，根据当地部分居民的语言特征，认为他们有可能是西夏亡国后南徙川康的党项人的后裔。35]1944年，四川大学邓少琴先生应西康省通志馆之邀，对西康地区进行历史考察。他从木雅一带居民口中听到了关于“西吴甲尔布”（即西吴王，“甲尔布”乃藏语“王”之意）的传说，说是西吴王曾为北方汉地之王，所居之地曰“木雅”，后来南迁此地建立新邦，遂亦称此地为木雅。邓少琴先生根据这一线索，以当地遗迹和历史文献相印证，写成《西康木雅乡西吴王考》一书。36]他认为西吴就是西夏的对音，37]西吴王（即西夏王）是西夏皇族亡国之后南来此地建立的一个边裔小政权，并将它与辽亡后耶律大石所缔造的西辽相提并论。他还指出，藏语的“木雅”一词源自宋元时代汉文文献中的“木纳”、“母纳”、“密纳克”等，原是指西夏国都兴庆府地，党项遗民南来后把这个名称带到了川康地区。自此以后，人们始知木雅人是党项人后裔。
1980年，宁夏学者李范文深入四川木雅地区，对生活在那里的党项遗裔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调查。通过调查并参照汉藏文献记载，他认为木雅人是西夏亡国后南迁的党项遗民和当地的党项原始居民弭药人相互融合而形成的。木雅人自称“博巴”，意为藏人，但藏人不承认他们为藏族，称他们为“木雅巴”，意即木雅人。今天木雅人的总数约有一万多。木雅人有自己的语言，他们一般在外讲藏语，在家讲木雅语。另外在这次调查中还发现，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土著居民的语言与藏语差异较大，与木雅语也有所不同，而与西夏语十分接近，因此李范文认为道孚人不是藏族，很可能是未曾北徙的党项原始居民弭药人的后裔。38]
需要说明的是，木雅并非一个非常明确的区域概念，在国内出版的任何地图上都找不到木雅这个地名，它的范围大小在各个历史时期是很不一样的，被人们普遍认为是西吴王时代遗物的八角碉，遍布于康南及大小金川流域，可见西吴王时代的领域远比今天要大得多。今日四川木雅人的分布范围，大致是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尼措寺以南，木里藏族自治县的麦地龙以北，康定县折多山以西，雅砻江以东的地带，有木雅上乡和木雅下乡之分。39]
迄今为止，我们对木雅人，尤其是对木雅人历史的了解还很有限，可以说木雅人的谜底至今尚未揭开，比如关于西吴王的推测就主要是建立在传说之上的。木雅人被藏族同化的过程也是党项族走向消亡的重要环节之一，这个问题还有很大的研究馀地。
（三）安徽的党项遗裔
对安徽党项遗裔的探索主要是围绕着余阙及其后裔展开的调查。余阙为元朝唐兀人，先世居武威，其父沙剌臧卜因在庐州（今安徽省合肥市）做官，遂定居于庐州。余阙以科举出身，元末为安庆守帅，城破死节，由此名声显于后世。
1981年，史金波和吴峰云根据从地方志里获得的线索，同赴安徽调查余氏后裔。根据他们的调查结果，并参证访得的两部《余氏宗谱》，弄清了自元末余阙至今已延续二十七世的传承关系。调查结果表明，在安徽合肥和安庆等地共有余氏后裔约5000馀人，他们今天都已彻底汉化，只有少数有文化的老者才知道自己是党项人的后裔。40]这一调查结果为研究入居内地的党项人与汉民族融合演变的历史提供了典型的例证。
1984年，马明达发表《也谈安徽的西夏后裔》一文，41]指出元代移居安徽的党项人远不止余阙一族，党项名将昂吉儿自元初即统领一支唐兀军驻守庐州，后子孙世袭其职，整个元代，庐州的镇戍军皆由党项人组成，余阙家族定居庐州当与此背景有关。
（四）河南的党项遗裔
从元代文献来看，当时移居河南的党项遗民数量相当可观。1985年，任崇岳、穆朝庆根据河南省濮阳市城东柳屯乡杨十八郎村发现的《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所提供的线索，前往濮阳考察党项后裔，以他们查访到的杨氏族谱及记载杨氏事迹的《述善集》等资料与碑铭相印证，得知现今居住在濮阳市柳屯乡十馀个自然村里的3500多位杨姓居民均为党项遗裔。杨氏的先祖唐兀台世居西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西夏末年归附蒙古，从军征战多年，后其子闾马定居濮阳，易姓杨氏，至今已传二十八世。42]杨氏子孙虽然聚族而居，但因长期生活在中原地区，其语言文字、生活习俗已与汉族毫无二致，他们今天申报的民族均是汉族，但私下却自称为蒙古族，我想或许他们的先人在元朝时曾经冒称过蒙古人吧。
此外，近年任崇岳又根据元吴澄《吴文正公集》卷三三《故浚州达鲁花赤追封魏郡伯墓铭》和1974年在河南浚县出土的《中义大夫汉阳府墓志》的记载，推断在今天的浚县应该有一支党项人后裔，但从浚县的乡土资料中却找不到任何痕迹，估计他们也已经彻底汉化了。43]
（五）河北的党项遗裔
1962年，在河北保定韩庄出土两座明代西夏文石刻经幢。七十年代，西夏史研究者对经幢上的西夏文进行了解读，得知它是一批党项人的后裔于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为兴善寺亡僧而立的胜相幢，两幢上共刻有八十多个党项人姓名。44]过去人们一般认为西夏文的使用下限是元末，完成于至正五年（1345年）的居庸关过街塔洞壁的西夏文石刻被认为是现存最晚的西夏文资料。三十年代初，陈寅恪先生在柏林国家图书馆见到该馆所藏据称为明万历写本的藏文甘珠尔，上面偶有西夏文字，因而推测当时“或尚有能通解其文字的人”。45]保定韩庄出土的西夏文经幢，证明迟至明代中叶，还有党项人的后裔在河北境内聚族而居，并且仍在继续使用他们本民族的语言文字。
（六）青海的党项遗裔
西夏亡国时，末帝李睍为蒙古军所杀，此后便再也没有关于西夏皇族的任何消息。1995年，原青海河湟地区李土司的后人李培业，根据他所保存的从乾隆到民国间的十部族谱资料，提出李土司是西夏皇室的直系后裔，并称居住在今河湟地区的李氏后裔人口达十馀万之众。46]这一说法已经得到某些西夏史专家的首肯，认为它揭开了西夏皇族失踪之谜。
在对这个问题略作考究之后，我觉得上述结论是很值得怀疑的。首先，所谓河湟地区的十馀万李氏后裔，当是指原属李土司统辖的土族人（1982年的统计数字为15万馀人），土族的族源，现在人们一般认为是出自鲜卑支系吐谷浑，与党项毫无关系。47]不过，土司的族属和土族的族源是两码事，关于李土司的来源，自明代以来就有沙陀李氏和党项李氏两种不同说法，现存最早的《李氏家谱》48]即称为沙陀李氏之裔，后来有的族谱则干脆将这两种说法揉合到一起：在沙陀李氏建立的后唐亡国之后，续以党项李氏，在西夏末帝李睍之后，续以李土司之始祖李赏哥。我认为李土司出自沙陀李氏的记载应该是比较可信的，唐末曾有一部分沙陀人迁居河西，在西夏统治时期，他们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当时人们称他们为“小李”，“以别于西夏国姓”。49]后人可能因为他们是西夏遗民，就误认为是党项皇族李氏，而将李赏哥附会为西夏末帝李睍之子，其实并没有什么可靠的证据。这个问题颇为复杂，容另文讨论。
以上所述党项遗裔问题，有的尚未得到证实，即使是可以确认为党项遗裔者，也大都已被其它民族彻底同化了，以至于我们今天只能通过族谱资料去识别他们。只有木雅人算是一个例外，由于他们所处的环境较为封闭，其民族特征至今尚未完全泯灭（比如语言）。对于研究民族演变和民族融合的过程来说，木雅人具有它特殊的价值，应该成为西夏史研究者今后的主要致力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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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与生产
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建立地方割据政权达300多年之久（从拓跋思恭算起），自然形成其独特的民族习俗。西夏党项族的习俗很多，由于史料很少，仅从出土文物和保存资料中的只言片语，蛛丝马迹，考察西夏党项族的一些生活习俗。
西夏党项族住房有独特的习惯，一般平民百姓建造的房屋以石头砌房基，以黄土夯为墙，又以土盖其顶，或者用牛尾及羊毛编织覆盖房顶，一年换一次，不用砖和瓦建造房屋。只有有官爵的人，可以用瓦盖。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在《隆平集》中说，党项族“民居皆土屋，有官爵者，始得覆之以瓦。”明《嘉靖宁夏新志》中也说：党项族“俗皆土屋，惟有命得以瓦覆之”另外，党项族住房正中一间专门供奉神，设置香案，人不能居住，人住在两侧的房间。住房习俗不仅书上有记载，在西夏王陵中也有所反映。
西夏是一个封建王朝，官民等级甚严，党项族的服饰主要以颜色来标志着衣者的身份和地位。帝王者是“始衣白窄衫，毡冠红里，冠项后垂红结缓”。文官戴头巾，穿紫衣、绊衣；武官戴金帖云镂帽、银帖间金搂冠、黑漆冠。官员的便服是紫皂底色绣盘球紫花旋襴，束带。一般平民百姓穿青、绿色服装。男士在帽上挂红色，而女人梳高发髻。元代诗人马祖掌在《河西歌》中描述了西夏女郎的服饰：
贺兰山下河西地，女郎十八梳高髻。茴根染衣光如霞，却召霞县作夫婿。
西夏党项族从皇帝、贵族到平民百姓，信仰佛教。家家户户立神位，奉鬼神。军队出征前，卜卦问吉凶。另外，他们拿一只羊，先对羊焚香，喂以粮食，摇摇羊头，然后把羊宰杀，剖开腹，看羊肠胃贯通，则表示出师顺利，将凯旋而归。如羊肠胃里积有血，则表示出师不利，要推迟出兵时间。还有“种以箭敲击弓弦、听其发出的声音，判断敌人到什么地方，交兵是胜或负。西夏国尊崇孔子，尊其为文宣帝、学儒家。
西夏党项族有秃发习俗，西夏党项族东进以后，受汉族习俗的影响，学习汉人结发。李元昊上台后，第一道命令就是秃发令，推行党项族的传统发式，全国统一秃发，从他自己开始，如果谁不秃发，就要严惩。出土的西夏瓷人头像反映西夏秃发的社会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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