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注意恢复和发展生产，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措施。鼓励垦荒，从1671年起，陆续放宽垦荒起科年限，并规定垦荒有成绩，据开垦多少，给予不同官职，这促进了垦荒的积极性，到康熙末年，全国荒地基本上得到开辟。1669年，康熙下令废除圈地令，以后永远停止圈地，并规定所圈土地应退还给农民。1685年，康熙又规定民间新垦田亩，“自后永不许圈”，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贵族旗主的经济扩张，有利于自耕农民。康熙还下令将明朝藩王的庄田改为“更名田”。
康熙皇帝适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进行一系列统一战争，使局势趋向稳定，清政府大为巩固，又通过一系列的文治，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发展，使中国人民过上了112年的和平生活。
康熙中期以后，因战乱而遭到严重破坏的手工业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至乾隆年间，江宁、苏州、杭州、佛山、广州等地的丝织业都很发达。江南的棉织业、景德镇的瓷器都达到了历史高峰。至18世纪中叶，清朝人口也大大增加。
雍正朝
雍正帝盛年登基，在位13年。他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改革，可谓大刀阔斧，快刀斩麻。他对许多的事情做了重大的改革，特别是对一些制度方面做了些改革。雍正起了“康雍乾”三代承上启下的作用。
整顿吏治：严厉打击贪污受贿，重视财政审计。
火耗归公：杜绝贪污。
摊丁入亩：基本放弃对农民的控制，减轻农民负担，有利于人口统计和人口增长。
改土归流：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巩固了西南边防。
密折制度：加强对官员监督。
废除贱籍：缓和阶级矛盾。雍正废除了贱籍。雍正元年（1723年）三月，监察御史年熙上书请除豁山西、陕西乐户的贱籍。山西、陕西乐户的祖先，是明朝永乐永乐帝登基后，加害建文忠臣本人外，还将他们的妻女罚入教坊司，充当官妓，世代相传，久习贱业。年羹尧之子年熙在奏疏中说她们是忠义之士的后代，沉沦至此，无由自新，请求雍正帝开豁她们的贱籍，准许她们改业从良。雍正帝看到奏折后，很是赞同，于元年（1723年）四月发出第一道"豁贱为良"的谕旨。雍正帝在下令开豁乐户贱籍的同时，又令各省检查，如发现本地也存在类似乐户的贱民，也准许他们出贱为良。
清高宗乾隆帝乾隆朝
乾隆帝执政60年，在文治武功方面都有建树，为巩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清朝康乾盛世局面作出了重要贡献，确为一代有为之君。
他编纂《四库全书》，1772年开始，经十年编成，为清理和总结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很多珍贵材料丧失。乾隆帝酷爱汉文，勤于写诗，留下了约42613首各体诗作。一个少数民族的帝王对汉文化如此酷爱，对汉文化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由于清朝的文字狱，诗选的编选者不敢收录、评价当朝皇帝的诗，而原著（《御制诗集》）又卷帙浩繁，所以乾隆的诗没有流传开来，大部分是帝王体打油诗。乾隆六下江南，并仿制江南园林广修园林，劳民伤财。
乾隆帝于1757年粉碎了准葛尔贵族割据势力，统一天山北路。1759年平定天山南路的大小和卓叛乱。1762年，清朝设伊犁将军，统管包括巴尔喀什湖在内的整个新疆地区。自从1762年起，清朝陆续派遣大批军队进驻新疆。永久驻军的官兵携带家眷，主要来自东北、河北等地的达斡尔族、满族等。这些驻军为保卫祖国、开发边陲作出了巨大贡献。
1771年，西迁伏尔加下游的漠西蒙古土尔扈特部，在杰出领袖渥巴锡的率领下，为摆脱沙俄的统治，踏上了回归祖国的征途。他们粉碎了沙俄军队的围追堵截，历经艰险，万里跋涉，终于回到祖国。土尔扈特部回归，为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
清朝于1792年打退了廓尔喀对西藏的进犯。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清朝中央政府制定和颁行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对西藏地方的人事、行政、财政、军事、对外关系等各方面做了明确规定，并以法律形式予以确定。主要内容包括清政府掌握确定西藏各大活佛包括**喇嘛、**额尔德尼去世后认定转世灵童和批准继位的大权，一切西藏涉外事宜均由驻藏大臣全权处理等。该章程是中国对西藏行使主权的重要历史文献证明。
在“康乾盛世”时，社会经济发展非常快。首先是耕地面积迅速增加，至雍正时方达到九亿多亩，恢复并超过了明朝万历时期。加上农业技术的发展，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使全国粮食总产量大大增加，中国人口在“康乾盛世”时突破了一亿大关。
晚清实际统治者慈禧太后近代时期
清朝从乾隆末年开始有衰落的现象，政治日渐**。嘉庆帝和道光帝也失去了早期君主锐意进取的精神，掌政风格日趋保守和僵化。官场中，结党营私、相互倾轧、买官售爵、贿赂成风。军队里，装备陈旧、操练不勤、营务废弛、纪律败坏。财政上，国库日益亏空、入不敷出。阶级矛盾激化，相继爆发白莲教和天理教等农民起义。
1840年，英国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清政府被迫同英国侵略者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1856年，英国借口“亚罗号事件”、法国借口“马神甫事件”共同发动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到1860年，英法联军相继强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俄罗斯趁火打劫，从19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侵吞中国北方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领土。根据不平等条约，中国丧失大量领土、主权和财富，中国社会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于人民的负担逐年加重，因此引发了一系列的农民起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一度对清朝统治构成了严重威胁。
为挽救自身命运并增强国力，清政府内部部分汉族有识之士遂展开了维新运动，试图革新图强，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全国各地开始先后引入国外科学技术，开设矿业、工厂，建设铁路、架设电报网，修建新式学校、培训技术人才；同时也成立了新的军事工业，逐步改进清军的武器装备和作战方法。代表人物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
洋务运动使得清朝的国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增强，到慈禧太后与恭亲王联合执政的同治年间，清朝在文武齐心合力之下，一度出现了较安定的局面，史称“同治中兴”。其间清朝在西方人的帮助下成功消灭太平军、平定捻军之乱，并收复新疆，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形象因此有相当大的改善。至19世纪80年代，清朝军队的装备和洋务运动之前相比已有了明显的提高；在1884年至1885年中法战争期间的一系列战役中，清军和法军互有胜负。战后，清朝设立了海军衙门，并建成了近代海军舰队－－北洋水师。
洋务运动虽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是由于时人多数未明当代的国际形势，少数人的急迫性并无法改变多数官僚的旧思维，清朝的维新运动最终未达日本明治维新般的成效，结果导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并于1895年与日本签定《马关条约》。随后，由光绪帝与梁启超和康有为领导发动的政治改革运动：戊戌变法又因为慈禧太后和保守派的反对，而软禁了光绪帝，变法因此失败，因为只有103天，因此又称为“百日维新”。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1901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慈禧太后为挽清朝衰落危局，有意效仿欧日的改革。开始推行“新政”，进行了包括建立新军、废除科举在内的一系列改革。不久，中国发生了立宪与革命的改革路线之争，一开始立宪派占上风，清政府也承诺并实行立宪，并于1908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以确立君主立宪制政体，成立了代议会。不过，1911年5月组成的“责任内阁”中的大多数成员为皇族身份，故被称为“皇族内阁”，结果引发立宪派的不满和失望。这次改革的根本问题是皇族迟迟不肯让世俗精英分享权力，拖到辛亥年已经为时过晚，但这毕竟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君主立宪。
同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各省随后纷纷宣布独立，清朝的统治开始走向瓦解。清政府任命北洋新军统帅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成立内阁并统领清军。但他一方面以武力压迫革命军（阳夏战争），另一方面却暗中与革命党人谈判。清帝于1912年2月12日正式退位，并在退位诏书中宣布“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标志着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君主制的正式结束。
军政制度
乾清宫
八旗制度
是努尔哈赤在女真牛录制的基础上创立的一种兵民合一的制度。政治权力集中于王公贵族，重大决策由贵族共同讨论决定，是为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后皇太极于天聪五年（公元1631年）仿明朝制度设立六部，试图逐渐削弱满洲贵族权力。皇帝试图实行中央集权的努力主要集中于清朝前期。
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顺治皇帝对八旗制度进行改革，由自己亲自掌握正黄、镶黄、正白三旗，形成了“上三旗”和“下五旗”，改变了以前八旗由不同王公掌握的局面，同时加强上三旗的实力，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有所削弱。
六部
清朝设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各部长官称尚书，副长官称侍郎，以前尚书均由满人担任，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规定尚书及侍郎满、汉各一。在六部之外和六部并立的中央行政机构有：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国子监、钦天监、翰林院、太医院、理藩院、宗人府、詹事府、内务府、都察院。清朝官员等级分“九品十八级”，每等有正从之别，不在十八级以内的叫做未入流，在级别上附于从九品。
南书房
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康熙皇帝设立南书房，起初是康熙帝为了与翰林院词臣们研讨学问，吟诗作画而设。因在乾清宫西南角特辟房舍故名南书房。由于南书房“非崇班贵檩、上所亲信者不得入”，所以它完全是由皇帝严密控制的一个核心机要机构，随时承旨出诏行令，这使南书房“权势日崇”。南书房地位的提高，是康熙帝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同时将外朝内阁的某些职能移归内廷，实施高度集权的重要步骤。
军机处
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清军在西北与准噶尔蒙古激战，为及时处理军报雍正皇帝始设军机房，雍正十年改称军机处。乾隆皇帝即位后服孝，安排数位“总理事务王大臣”进入军机处，故改名总理事务处。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乾隆服满亲政，总理事务王大臣等自请罢职，恢复军机处名称，自此遂成定制，军机处成为直接对皇帝负责的核心权力机构，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地位更被削弱至几乎可忽略不计，政治权力全部掌握在皇帝手中，成为清代中央集权制度的顶峰。直至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四月初十清廷宣布成立“责任内阁”，军机处废止。
汉军绿营
清前期清军主要分为八旗和绿营二种。八旗又分为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旗设都统（固山额真），由中央八朴诩统衙门掌握，地方督抚无权征调。绿营兵，主要是清军入关后收编的明朝降军和各省改编的队伍，用绿色军旗，故称绿旗兵或绿营兵。兵种有马兵、步兵和水师。在各省者，由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所统辖。清朝中叶以后，又有汉族地主自募自练的团练乡勇。后因太平天国运动兴起，由于八旗长期由政府供养，游手好闲，不习武事，逐渐丧失了战斗力，在镇压太平军时屡败，于是南北各地地主团练武装迅速发展，曾国藩的湘军便应运而生了。还有象李鸿章组织的淮军，左宗棠组织的楚军等，这些地主团练武装后改编为练军与防军。光绪中叶后，因甲午战争惨败，防﹑练军均又改为次要的巡防队，由袁世凯编练新军，作为主要国防力量。
民族政策
蒙古政策
清政府对内蒙古地区实行特殊管理。一方面以联姻来笼络蒙古各部首领，以宗室女外嫁各部首领及其子侄。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实行分而治之的“扎萨克制”，亦即盟旗制度。
按照这种制度，原蒙古各部称为盟，是内蒙古地区最基本的行政单位，旗设旗长，即“札萨克”，为世袭之职位。旗下设佐、什，受旗长管制。若干相邻的旗为一盟，盟有盟长，由中央直接任命，多选旗长中势力大、威望高、与中央关系亲密者任之。盟为监察区，不属行政单位。当时主要有哲里木、昭乌达、锡林郭勒等盟。各盟旗直接对中央负责，受中央理藩院的管理。另外，在内蒙古地区设热河都统、察哈尔都统和绥远副将军，率军驻防要地，以加强军事控制。但各都统、将军不干涉行政事务。
清王朝统一了蒙古各部后，对蒙古的统治策略是，既要使其不再成为朔方边患的势力，又要笼络其奴隶主们统治蒙古族人民，使蒙古成为清政府统治全国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和清帝国北部疆域不设防的屏障。包括在蒙古大力扶植推广喇嘛教，有效的收服了人心，维护了蒙古地区安定局面。
西藏政策
清朝对西藏管辖的三大有力举措是册封制度、驻藏大臣和金瓶掣签制度。
册封制度
清朝初年，五世**来京朝贺，顺治帝隆重接待并正式赐予他“**喇嘛”的封号；后来，康熙帝又册封五世**为“**额尔德尼”的封号，并赐以册印；从此，“**喇嘛”和“**额尔德尼”的称号正式固定下来，以后历世**和**都必须经过中央政府册封成为定制。
设驻藏大臣
1727年，清政府在西藏设驻藏大臣，办理西藏事务；驻藏大臣代表中央政府，与**和**共同管理西藏；驻藏大臣的设置，标志着中央政府对西藏管辖的加强。
金瓶掣签制度
加强了清朝中央政府对**、**转世的监督和任授权力。此乃清王朝改革西藏行政管理体制，确立系统治藏法规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一制度一直延续至今。
乾隆年间。清政府陆续颁布《西藏善后章程》和《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确定了驻藏大臣与**喇嘛共同处理政务的平等地位，巩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治。
清政府振兴西藏经济的措施有改革乌拉、租赋、钱法、贸易制度;活跃民族贸易;创报、兴学、发展农牧工矿业和加强交通、邮电事业的开发等。
汉族政策
文字狱
清朝文字狱的兴起旨在震慑反清势力，维护清政府封建统治，其特征是：罪状由权力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起，证据也由权力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成。一个单字或一个句子一旦被认为诽谤元首或讽刺政府，即构成刑责。清朝历史中，顺治、康熙时期的“文字狱”还只是个别现象，到雍正时则成为一种普遍的“制度”。在文字狱浪潮中表现得最为疯狂的人物则是乾隆皇帝，共发生一百三十余案。
清朝虽然依靠武力开疆扩土，但在人文精神上比前朝后期确有了较大退步。清朝初期和中期，推行民族牢狱式的统治。在经济上把关外落后的奴隶制带入中原，大力推行圈地投充等恶政，强抓人作奴隶，以供八旗子弟白白吃饷，他们常年寄生虫般的生活造成了清朝武力的退步（乾隆视察八旗军发现他们驰马坠地，箭箭虚发）也使得清朝越来越依靠汉族军兵。由于前期不断征战，尽管从越南引入了优良稻种，清朝还是到了乾隆年间才恢复到明朝万历年间的水平。在政治上，明代后期的君权有一定的松懈，而清朝又把封建**推向了最高峰。为了巩固其统治，制造了多起文字狱。最典型的就是明末可以和春秋时代相比的晚明思潮在清代终结。知识分子不敢发表独立见解而是钻进故纸堆去考究古书，这就是所谓的乾嘉学派。
清朝汉族重臣
满清为夺取和巩固对全中国的统治，除起用范文程等汉族民间精英外，在入关过程中先后招降了前明军将领吴三桂、李成栋、尚可喜、耿仲明及其统领的汉族军队。后因其叛乱而由康熙剪除其中三个主要的藩王，被称为平三藩。带兵收复台湾的施琅也是汉族前明军官。清初汉族重臣还有洪承畴等。
清政府为了长久统治中国，大力尊崇儒学，按历代汉族王朝传统开设科举，从中选拔士人以赢得汉族知识分子的支持，预防反抗。
清廷任用的汉族官员林则徐曾从英国人手里收缴鸦片近2万箱约237万余斤。于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1839年6月3日)在虎门海滩上当众销毁。
晚清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汉族重臣在平叛太平天国及洋务运动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甲午战争后清廷实行新式练军，亦以汉族官兵为主。其中如袁世凯、留学普鲁士学习军事的段祺瑞、冯国璋、留学日本的王士珍，及黎元洪均在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中起到关键作用，并成为后来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的核心人物。
剃发易服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衣冠服饰。《孝经》有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汉人成年之后就不可剃发，男女都把头发绾成发髻盘在头顶。满族的发型与汉人迥异，该族男子把前颅头发剃光，后脑头发编成一条长辫垂下。汉人的服装汉服以交领、右衽、无扣等为主要特色，满装的主要特点是立领、对襟、盘扣等。
清朝由居于中国东北的满族人建立。在入关之前，满族统治者在关外已然推行“剃发易服”政策。对被征服的汉人一律强令改变发式、更换服装，投降的明朝将士也必须剃发易服，作为臣服的标志。
清军于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入关时曾颁发“剃发令”，因引起汉人的不满和反抗，于是公开废除此令。1645年清兵进军江南后，汉臣孙之獬受到其他汉大臣的排挤，恼羞成怒之下向摄政王多尔衮提出重新颁发“剃发令”。于是，多尔衮下令再次颁发“剃发令”，规定清军所到之处，无论官民，限十日内尽行剃头，削发垂辫，不从者斩。其执行口号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汉族人民为保护世代相承的文物衣冠进行了此起彼伏的斗争。清朝统治者对此进行了**，例如1645年发生的嘉定三屠事件即与“剃发易服”有关。此起彼伏的斗争历经几十年，最终结果是满族封建统治者取得胜利，汉族大部分生者都剃发结辫，改穿满族衣冠；坚持不愿改换衣冠者要么被杀，要么逃到海外，要么遁入空门，带发修行。
清朝满族统治者推行“剃发易服”的原因：一般认为，满族统治者希望通过剃发易服来打击、摧垮广大汉族人民尤其是上层人士的民族精神，保持满族的统治地位，保持满族不被汉族同化。后来的历史表明，满族统治者的这一措施基本达到了预期效果。汉人逐渐淡忘本民族服饰，习惯了满族的发式和服装。到辛亥革命推翻清帝国，号召民众剪去辫子时，仍然有许多人不愿意剪，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害怕剪去辫子后被官府杀头，可见“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剃发易服”政策对汉族影响极深。
“剃发易服”是清初主要的社会矛盾之一。针对当时各地汉人的抗争此起彼伏的情况，当时的陈名夏曾说过：“免剃头复衣冠，天下即可太平”。然而不久他就因为说了这句话而被满门抄斩。
疆域区划
清朝疆域
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清朝统一全国后的疆域是：北起蒙古唐努乌梁海地区及西伯利亚，南至南海，包括“千里石塘、万里长沙、曾母暗沙”（即今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等南海岛礁），西南达西藏的达旺地区、云南省的南坎、江心坡地区及缅甸北部，西尽咸海与葱岭地区，包括今新疆以及中亚巴尔喀什湖，东北抵外兴安岭，包括库页岛，东南包括台湾、澎湖群岛。极盛时总面积达1300万平方公里。
除此之外，许多周边国家都成为清朝的藩属国，在盛清之时的藩属有：东边的李氏朝鲜、琉球，中南半岛有安南、南掌（老挝）、暹罗（泰国）、缅甸，西南有廓尔喀（尼泊尔）、哲孟雄（锡金）、不丹，中亚和西亚有浩罕、哈萨克、布鲁特、布哈尔、山克、爱乌罕（阿富汗）以及南洋的兰芳共和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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