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的年月里，吕布的皇权跟民权配合得越来越紧密，在军队和民众的共同支持下，有效地遏制了世家大族的反扑，遏制了世家大族的发展，遏制了官僚集团的膨胀。
吕布用法律的形式，废除了奴役制度，规定任何人都不能蓄养中华帝国的公民为奴隶，任何地主、掌柜跟农民、伙计只存在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不存在从属关系，又用法律的形式，规定只准国家组织武装军队、审判劳改犯人，任何私人都无权组织武装，无权逮捕审判监禁他人，任何私人只能聘请国家提供的警卫。
吕布的诸多老部下退役后，开办了自负盈亏的武装警卫公司，这些警卫公司都必须接受当地驻军管理，不过因为每个武装警卫公司自负盈亏，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迫使他们不断地提高服务水平，让很多富人都渐渐地感觉到，请来的警卫不比自己蓄养的差，当然他们也不敢蓄养武装力量。
这样的法律出来，在议政院、民众的监督下执行，釜底抽薪地瓦解了世家大族的立身之本，吕布再制定出分家制度，让每个胀大起来的世家大族都渐渐分化成许多个中等家庭。
而随着全民教育的不断加强，所有民众的政治智慧都在不断地提升，他们都接受了吕布的一个观念，只有上面的皇帝、下面的民众一上一下地监督着，官僚集团才能稳定地清廉地高效地为民众效力，如果没有上面的皇帝，官僚集团就会像没有盖子的水壶，热水沸腾飞溅出来，会烫伤所有人，他们渐渐地认知到官僚集团会因为权力的不受约束而变成什么样的怪物。民众对吕布的支持越来越一致，当吕布确认他能掌控所有局势的时候，他推出了全民科举政策，并修正进入宪法，全民科举若干年，又逐步推出了全民选举的制度。
吕布得到天下的过程跟那一世的曹操、司马懿有相似之处。所以他一直在吸取历史上曹操、司马懿家族失败的教训，避免自己好不容易创建起来的中华帝国二世而亡。
曹操父子和司马氏，皆以“诈术”得国，为了克服篡位的意识形态障碍，他们在上层社会有意识地提倡只问结果不问过程的价值观，使汉代董仲舒等大儒所提倡、得到帝王肯定的“忠孝”之道迅速崩毁。然而魏、晋亦自掘坟墓，最终失国于“诈术”。司马氏得天下后，已无稳定的、进步的核心文化价值观来维系自己的道统，皇帝只能以暴力威慑和利益诱惑来取得皇族宗室、世家大族以及士林精英的认可和支持。但这种类似“分赃体制”的政治架构是很脆弱的。晋朝建立不久，就有“八王之乱”，一直到东晋南渡，豪门和大军阀造反从来没有间断。
在“胜王败寇”这种功利性极强的价值观主导下，道统不存，社会精英的精神世界集体沦落，及时行乐、得过且过几乎成了皇帝、重臣和士林精英的共同选择，因为明天是充满变数、风险极大的。今天的奢靡是一种麻醉，他们的人生已经找不到更为高尚的追求了。官拜太尉的何增“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其子何劭官至司徒，“而骄奢简贵，亦有父风。衣裘服玩。新故巨积。”石崇与贵戚王恺、羊琇斗富的故事更是为后世人所熟知。石崇最后被杀时，感叹因为财惹祸，有人看中了他们家的财富。数百年后，晚唐诗人杜牧在石崇纵酒享乐的金谷园遗址上感叹：“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坠楼人。”
从两晋到南朝的宋、齐、良、陈，君主丧其国，奢靡不是最根本的原因，因为这一阶段的朝代更替几乎都是权臣篡位，篡位的权臣同样社会奢靡。
吕布继续提倡忠孝等儒家之道，不过他重新定义忠孝仁义，忠诚是要对国家和代表国家的皇帝无条件忠诚，但对于上司要有限地忠诚，上司如果也忠于国家忠于皇帝勤政爱民清廉如水，那么他是值得忠诚的，但如果上司本身不忠于国家、不忠于皇帝、不勤政不清廉，他是不值得忠诚的，孝、仁、义都是如此。吕布在《大中华宪章》确立了君权神授，确立了皇帝乃是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人，是国家的象征，是所有民众的象征，忠于皇帝，也就是忠于国家，就是忠于人民。
吕布给整个华夏国灌输了一个新的价值观，促使中华民族成熟的价值观，让中华民族五千万民众睁开眼睛看世界，看世界如此辽阔，没有必要为了眼下的土地、利益而拼得你死我活，完全可以到更广阔的领土开拓生机，停止内耗，一律对外扩张，对外扩张、争霸整个世界，在吕布未来几十年的统治里，必将成为大中华帝国的最强音，渗透到每个汉人的血脉里。
大中华帝国的发展不再依赖于剥削劳苦大众，不再依赖挖掘本地资源，而是靠不断开拓疆土，开发异域疆土，因为吕布近乎神的存在，中华帝国所有民众都知道天下不只有中华一块宝地，高丽半岛有金子，漠北雪原有煤炭有石油，西域有石油，倭国有白银，东南半岛能种植橡胶，一切原本看似蛮夷之地寸草不生的地方，都被吕布描述成了遍地黄金的宝地，吕布并没有骗他们，一开始就遵照吕布的旨意到那里地方发掘到资源的人们顷刻间就成了富翁，后来者当然只能分得残羹剩炙，不过中原腹地地多人少，分在每个人头上的资源非常有限，一旦汉人前往周围地广人稀的蛮夷之地，不用说地下的资源，只说土地，已经足以让很多汉人喜出望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