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不到沈致远的呼应，吴争略有尴尬地道：“别管任何事……咱们眼下最重要的是，顺利入顺天府……最好是，兵不血刃！”
“真能不管吗？”沈致远冷冷道，“他们都将脏水泼到我头上来了……你能忍，我不能忍，这次，你若再不管，就允我率军回杭州……不用多，五千骑足矣！”
吴争沉默下来。
倒不是抽调五千骑会影响到最后一战，其实到了此时，济尔哈朗手头可以主动出击的兵力已经枯竭，只有新征的二十万“新兵”在顺天府墙头防守。
就算是沈致远将他的枪骑兵全部带走，也影响不了全局了。
吴争只是不想、不同意、不愿意罢了。
这是一场对于日后天下利益瓜分的较量，事实上，完全不需要吴争去参与。
吴争在这六、七年中，硬生生地立起了继士人、商人、农民之后，又一个主体阶层，那就是手工业者和劳工群体。
以往，这二者是下九流，不受人待见，譬如如今江南百万织女群体，再譬如张新侠之前所做的码头苦力。
可随着劳工的薪酬日益增加，这部分脱离了土地的人，地位也随之上升。
虽然他们赚得没有织女多，但，他们是男人。
所以，从社会地位上而言，他们还略高于织女群体。
吴争一直致力于培养新的社会阶层，因为以史为鉴，文人治国，往往最后陷入朝代更迭的轮回。
不是说文人阶层不适合于领导天下，而是读书人有着他先天的缺陷，那就是纸上谈兵。
十指不沾阳春水，只知埋头苦读、闭门造车，这样人来执政，往往不明白桔生南方为桔，生北方为枳的道理。
明明一道善政，愣搞成恶政，明明是良法，却变成了恶法。
从古至今，文人执政皆如此。
只有把文人作为参议，那才是人间幸事！
这便是吴争的治国理念。
另外，明朝末期，资本主义的萌芽已经在华夏大地上出现，但因为朝廷的食古不化，愣是强压着民间资本抬不起头来。
譬如，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沿海百姓与外商的交往日益频繁，做生意已是顺理成章之事，可明朝的海禁，使得江南巨大的民间资本，因为缺少出路，而积淀下来，有钱人只能以奢侈的生活来消耗根本花不完的财富，譬如象钱谦益逛青楼，一夜打赏万两白银，这种事当时在江南，特别是应天府已是司空见惯、见怪不怪。
再就是，那些心疼银子的人，直接就将银子埋入地下，说是备荒年，可事实上，就是钱没处去。
现实令人心疼啊，崇祯帝为了二百万两左右的军饷，在北方征三税，惹得天怒人怨，可民间呢，银子多得花不出去。
这便是资本萌芽被扼杀的后果。
财富，需要引导。
吴争一直在做，建新城，不是吴争诚心空手套白狼，而是在引导民间资本。
创立江南商会的本意，亦是如此。
振兴江南织造，本意也不完全是为了解放妇女，而是引导资本去创办工坊，从而使得百姓渐渐地离开土地的束缚，成为手工业者，培育起一个新的阶层……无产阶级。
吴争其实一直在默默关注着杭州府事件，但就是不动声色。
如果说，朱媺娖的死，让吴争还动了恻隐之心的话，那么，黄道周的自杀和陈子龙的伏法，只是让吴争一时心悸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