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的商税确实太低，当然盐、铁、茶等禁榷除外，特别是与夷通番，这税征得太少，都便宜了那帮番商和国内商人。不过他说的农税有些出入，不，应该说是名义上如此，但实际上并不如此。”
吴争听得有些糊涂，问道：“仔细讲讲。”
厉如海有些犹豫，“大人出身吴庄，这些事心里应该知道啊。”
吴争这下更好奇了，“本官离家时还小，许多事记不清楚了，你且讲讲。”
厉如海这才解释道：“朝廷所征农税是一个定额。可需要按人口分摊到每家每户，百姓手中的田地越多，负担越少，田地越少，自然负担不起。这么说，大人可明白？”
吴争明白了，朝廷征税还是按丁收税，而非按田亩收税。
吴争忍不住问道：“绍兴府收税也是按丁收税？不对啊，万历年间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不是全国施行了吗？”
厉如海道：“是。百姓负担不起火耗银子，张居正的税收早已名存实亡。”
吴争有些懂了，火耗银子，朝廷统一征收银两，使得百姓需要以银交税，这就使得民间银两骤然紧缺。
熔铸碎银的实际火耗为平均每两一至二分，也就是百分之一二，但实际征收的火耗往往高得多，每两达二至三钱，有时甚至更多。火耗成为地方聚敛的一个巧妙的手段，也成为百姓沉重的负担。
厉如海道：“百姓不堪承受，只能投献于大户……譬如说吴庄。”
哪怕厉如海说得再小心，吴争听了也不免一惊。
“吴家也有如此？”
“有，但不多。”
吴争郁闷，其实投献无非是饮鸩止渴。
百姓带着自己的土地投献于大户乡绅，以大户乡绅用不完的免税额度来规避赋税，看起来他们得了便宜，但实际上不然。
朝廷向各地征收的赋税是一个定额，那么当场百姓以投献的方式规避了纳税，这个定额的税收就均摊到余下各户的头上，也就是说，那几家不交税的百姓所规避的税，由剩下的人帮着交了。
而投献越多，没投献的百姓所负担的税就越重。
于是，纷纷选择投献，这样就陷入一个死循环。
这就是明朝赋税沉重、百姓苦不堪言的原因所在，当然，皇族、豪强兼并土地也是根本原因之一。
而令百姓感受到不堪重负的赋税，其实与历朝历代相比，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
这里的关键因素是，税究竟去了哪，钱究竟去了哪？
很明显，皇族、大户、豪强、官员瓜分了。
他们有着大额的免税权。
以免税权来吸引百姓投献，吞并土地。
最后使得没投献的百姓不堪重负，纷纷弃田而逃，于是产生朝廷收不到赋税。
而与厉如海的对话，也让吴争日后对按丁收税有了本能的抗拒。
……。
接下来的日子里，杭州府在悄悄地发生变化。
莫执念为首的乡绅们正式组建起财政司，这显然是个新兴事物。
它并不在朝廷诸司之列，甚至它不是官府范畴。
但它的权力很大，执掌杭州、嘉兴两府一切赋税。
它的权力来自于吴争，来自于吴争麾下七万大军的支持。
赋税是个复杂的工程，牵扯到各行各业。
不是说厘清就能厘清的。
吴争的心思并没有放在内政，而是军备、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