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禅以天家子嗣不旺为由，钦采择秀女以充后宫。当时负责宫中事务的董允以为，古者天子后妃之数不过十二，今嫔嫱已具。不宜增益，终执不听。
这是蜀汉相权与君权的第一次较量。
刘禅作为一国之君，皇妃的数量是一个复杂问题。不仅涉及到皇宫规模建制等诸多问题，还关系到了蜀汉的政治格局。更有可能导致外戚干政，这就不是董允所能决定的了。
当时，蜀帝刘备由于夷陵战败的重大打击，决定潜心闭关修炼。蜀汉大统由嗣子刘禅继承。
刘禅幼弱，诸葛亮作为首辅重臣，事无巨细，皆由他一人专之。政事无巨细，都出自于丞相府。
诸葛亮在蜀汉上层创造了一个廉政奉公的政治氛围。蜀国的大、小官员皆以他为榜样，为官节俭，力戒奢华，造就了整整一个廉政时代。
持身正，方能约束君！这是诸葛亮的肺腑之言。他可以理直气壮的指责蜀汉新主刘禅的错失，就在于拥有了说话的底气。
诸葛亮立法公开、执法公平，有异于同时代封建的法律思潮。蜀帝刘备由汉中破剑阁。在益州成都称帝建立蜀汉政权。新国当有新气象，春雷一声响，万物定复苏！
然而益州几十年来一直为刘焉父子所统治。所以法令废弛，地方派系坐大自强。鼎鼎大名的西川派和东川派，就是益州派系中的两大领头羊。
刘备统治集团的强力介入，不仅破坏了相当一部分人制霸西川的企图，还让东川派也遭遇了沉重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蜀汉政权作为客籍政权，将要面对着来自益州旧势力的阻挠。
形势比人强，蜀帝刘备猛龙过江。使得西川派发生了变化，吴班兄弟献妹结亲，从而摘除了派系烙印。
益州吴家的叛离阵营，迫使西川派与东川派放弃了私人恩怨合而为一，从而变成了左右蜀汉政局的新兴政治势力——益州派。
面对这种情况，诸葛亮认为苛法峻刑才能厘清上下。然而刘璋治蜀以宽，而蜀汉正是建立在律令长期废弛的基础之上。
这就导致官民之间秩序混乱，君臣之间理政无道，不仅紊乱了“纲纪”，还造成了私刑泛滥的恶果。
诸葛亮说道：“三纲不正，六纪不理，则大乱将生！”
这其中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六纪则是指诸父有善，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
诸葛亮认为只有治蜀以法，才能改变德政不举、威刑不肃的荒唐局面。也只有威之以法，才能改变蜀土人士的专权自态。
君臣之道，须得遵纲守纪。这就与儒家“崇礼”治世的观点截然不同。
诸葛亮认为国家的治乱兴衰的根源在乎“法”。法制立则国家兴盛繁荣，法制废则鼠辈横行无忌。
因此，诸葛亮一再告诫、反复强调法在治理国家过程中的重要性——夫以一人之身，百万之众，束肩敛息，重足俯听，莫敢仰视者。这就是法制使然。
不仅如此，诸葛亮还进一步从反面，认真的强调了不以法治国的严重后果。
诸葛亮抑扬顿挫的诵道：“若乃上无刑罚，下无礼义！陛下虽拥有天下，富有四海，而不能自免者，莱纷之类也。夫以匹夫之刑令加以赏罚，而人不能逆其命者，孙武、攘直之类也。故令不可轻，势不可通，方是为政之道。”
诸葛亮为了强调立制的关键前提在于立法，直接引用了他当年的劝谏表中的这段话。将国也如同将兵，其中的道理是相通的。
刘正总算是懂了——法不可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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