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去的几天，张晨不是在中国美院的图书馆，就是在自己湖畔油画馆的库房里，为接下来要拍的《画说》准备资料。
张晨知道，这个活自己推是推不了了，哪怕就是看在柳成年的面子上，也要帮柳青做好这档节目，也算是间接对柳成年的感谢吧。
何况，这也是张晨喜欢做的事情，把自己喜爱的油画，介绍给更多的人，让它们走出这间库房，进入更多人的视野，张晨觉得很有意义。
这间库房是恒温的，一年四季几乎都是一样，哪管外面冬寒夏暑，张晨看着这一库房的画，都有些心疼它们，觉得它们在这里，都快变成娇滴滴的贵族了，而它们，本来不该是这样，它们应该沾满现实的烟火气，它们不该是僵死的，而应该是活泼泼的。
它们，特别是国立艺专的那批老先生们的画，诞生的时候，是在怎样的一个激情年代。
比如，这一次张晨挑出来的，朱德群的一幅静物写生，整个画面很简单，就是一张简陋的木头桌子，桌上一个倾倒的篮子，篮子里外，是十几个土豆，张晨觉得，这些土豆，画的比梵高的那些土豆还要厚重。
吴冠中先生那次到他们油画馆的时候，看到这幅画，他和张晨说，这是在湖南沅陵画的，他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那天，他也画了一幅一样的画，他记得他们那天，有四五个同学一起，画了同样的这样一幅静物。
开始画的时候，桌上还有这十几个土豆，但等到他们画好的时候，其实桌上一个土豆也没有了。
“为什么？”张晨好奇了，问。
“被林文铮他们拿去，煮了吃了呀，那个时候，大家每天都吃不饱，这么多的土豆，哪里会放过它们。”吴冠中说，“最亏的是我们几个画画的，等我们画好过去，连土豆皮都没有了。”
吴冠中先生说完大笑，张晨也跟着笑了起来。
吴先生和张晨说，就是这个朱德群，我们一路走，一路宣传抗日，拿刷子沾石灰水，在墙上房子上写标语，这个朱德群，每次都喜欢把标语写到最高头……
张晨清清楚楚地记得，没错，吴先生说的不上最上面，而是最高头，江苏和安徽很多地方，都是把上面叫做高头，连傅雷先生在翻译《约翰·克里斯多夫》，张晨记得，他无意间也会用上“高头”，比如“柜子的高头”、“墙的最高头”等等。
张晨问吴先生，朱德群为什么要这么做，写到最上面？
“他个子高啊，朱德群有一米九十多，他说，日本人不都是日本矮子吗，写到高头，日本人就够不到，不能涂掉了。”吴先生说。
吴先生说到这里，忍不住又笑了起来，张晨似乎现在都还能听到他那种无拘无束的大笑。
张晨选了十幅画，这样就可以先做十集了，张晨围绕这十幅画，开始收集资料，要上中央电视台，他可不敢信口开河乱说，也不符合他的性格，既然已经答应了，张晨觉得，他就应该把这事做好。
他们库房里，和画作在一起的，还有很多老先生自己写的回忆文章，还有他们往来的书信。
张晨他们那个时候，收集这些作品时，那些被人冷落了一辈子的老先生们，很多真的是把他们这里当作了精神的寄托，不仅把自己的画送给或卖给了他们，还把自己文章的手迹，珍藏的老师同学间的信件，也都交给他们保管。
张晨一篇篇文章、一封封信读着，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年代，浸淫在那时的氛围里。
张晨看着自己选出来的这十幅画，还真是每一幅都有故事，有蔡威廉的，有吴冠中自己挑选出来，送给他们油画馆的那两幅画，有吴大羽的，张晨一直认为吴大羽怎么赞美都不为过，他就是一个被低估的大师。
张晨挑选出的十幅画中，还有一幅颜文樑的，颜文樑和国立艺专没有关系，这一幅画本身，一如颜文樑其他的作品，秉持平实的风格，张晨之所以选它，是因为它背后的故事，很有趣，说起来也有些酸楚。
颜文樑的风景画，有舞台布景的效果，很注重构图，月亮和太阳在他的画面中出现时，总是带有一定的戏剧性，张晨以前画布景的时候，参考过颜文樑的画。
颜文樑的这幅作品，不是风景，而是他的《厨房》系列画中的一幅，这一幅画，和颜文樑的其他六幅作品，张晨他们都是从颜文樑的一个好朋友，也是和他一起创办苏州美术专科学校的一位老先生家里买来的。
老先生俩夫妻当时住在一间平房里，十五六个平方的房间，就把卧室、客厅、厨房和吃饭间全部囊括在内，房子的地势很低，房间里很潮湿，有一股很重的霉味。
张晨清晰地记得，自己和姚芬走进老先生家里的时候，这幅画就挂在墙上，在煤油炉的上面，也没有装画框，就那么一块绷好的画布挂在那里，虽然签名都已经十分模糊，但张晨还是一眼就看出来，应该是颜文樑的作品。
张晨把这幅画从墙上取下来的时候，上面有一层厚厚的油腻，张晨连用报纸把这画包起来都不敢，他怕报纸会被油沾在画上，清除不下来。
那天，姚芬拿着其他的画，张晨手里举着这一幅，他们就这样离开老先生的家，一直走到停在外面的车边上，让画平躺在尾箱里。
张晨的手上沾满了油腻，用矿泉水和纸巾清洗了，还没有清洗干净，开车回杭城的时候，手还会粘方向盘，直到他们停在一家路边饭店吃晚饭的时候，张晨去到店家的水池，用洗洁精清洗了两遍，才把手洗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