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除石刻像外，知有原作传本的仅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之一帧。此外，笔者往时购得道光间伍崇曜刻本《袁督师事迹》，内中批注处甚多，审为两人笔迹。一为蝇头小字甚工，引述审慎，是学者手笔，惜失记名。另一为东莞陈翰源批注，扉页亦是陈氏手题，文笔平平，间有可资考证处，记事署同治九年，亦百年前关心乡邦文献者。此书有一页按书本原大尺寸补画的袁崇焕像，画心高18.5厘米，宽11.2厘米，彩绘纸本。图书写袁氏身着红莽玉带抱笏端坐，修眉俊目，隆准大耳，三绺须髯垂胸，神态庄严肃穆。这一人物形象，与历史博物馆所藏画像相似，意必同出一源，当有所本。这一插图像画笔甚佳，须眉根条毕现，写乌纱冠上的美玉，并莽袍团龙图案以及玉带等纹饰，均用描金细笔为之，构画精妙，形象生动，当出自肖像画高手之笔。审之画本纸墨甚旧，可能是陈翰源在同治年间重装此书时，倩丹青家所画而装订入书的。画首用纸签加题《督师袁襄愍公遗像》覆贴其上。襄愍乃谥号。邝露《峤雅》集所收《留都赠梁非馨》五律一诗原注称：“非馨为袁督师重客。督师以孤忠见法，天下冤之。后十二年（按：即崇祯十四年，1641年），予与非馨同朝。非馨在主政，余在史馆，疏白其冤，服爵赐葬。非馨真信友矣。”是则崇祯后期，朝廷已为之辩白，而史册失略，亦未见有赐谥号事。《鲒琦亭集外编》卷二八中记载，惟全祖望在《跋〈明史·袁崇焕传〉后》一文说：“南都已有为崇焕请恤者，未得施行。桂王在粤争请之。会北来者，以（清）太宗档子所言，雪崇焕之冤，始复官，赐谥曰襄愍。此见吾乡高武选《宇泰集》。”可知襄愍为南明永历时所颁谥号。是则崇祯十四年及永历间，先后已为崇焕辩诬。于乾隆间为之辩白说，一则出于清廷政治需要，二者臣民只能附会清政府的说法，官修《明史》之于袁崇焕忌讳滋多，不会尽录其实的。再详审题额“督师袁襄愍公遗像”八字，乃陈伯陶所书，书本中又夹有毛笔书红纸请帖一纸，也是陈氏笔迹。陈伯陶字子砺，晚隐九龙山中，自号九龙真逸，生于清咸丰五年（1855），民国21年卒，东莞人。陈翰源生当道光、同治间，其请人画像，重为装订《袁督师事迹》一书是在同治年间，此册画像由伯陶题额应是清末民初间的事，而崇焕图像当是同治九年装册之前所画。这一彩绘本小型画像，与“历博”藏本均由陈伯陶题签，特不知孰为先后？
关于袁崇焕的疏稿等传世情形，有一段故事值得引述。崇祯三年崇焕蒙冤死，其部属、旧识中有冒死愿陪罪者。就中以程本直（更生）、余大成（集生）等人，与袁崇焕关系为密切，其行事见《袁崇焕资料集录》。而程、余二家故事，又是有赖于袁崇焕幕僚王予以传。王予表字予安，别署菌阁主人，山阴（今浙江山阴）人。予安乃崇祯年间举人，尝在崇焕幕中，素与番禺屈大均友善。王氏殁后，大均撰《王予安先生哀辞》略记其为人，并及王氏述袁崇焕蒙冤事。此文收入传本至希的康熙刻本《翁山文钞》卷十中，内中记袁氏事有为他书所未及者。今摘录于下：
先生尝谓予曰：“予之乡有大司马袁公崇焕者。方其督师蓟、辽，予以诸生居幕下。其为国之忠勤，予独知之。其不得死于封疆，而死于门户，天下人未必知之也。自大司马死，而辽事遂不可为。吾三十年以来，每一念至，未尝不痛心切齿于当日之权奸也。大司马无子，其疏稿及余集生、程更生讼冤诸疏，予藏之笥中久矣，今将授子，其为他日国史之采择，其可乎？”
关于崇焕遗文以及程、余二氏之白冤疏流传情况，往昔鲜为人道及，借大均一文传此消息，方知伍崇曜刊本《袁督师事迹》一书所收袁氏疏及程本直《矶声纪》、余大成《剖肝录》诸文，有可能是自屈大均旧藏本所由出。屈文又记王氏述说往事时之戚切情状，称：
……临别，嘻吁，呜咽，复执予手曰：“曩当丧乱时，予不能死，不惟有愧于吾乡九公，且无以见袁大司马。使大司马被逮时，予以一死明其冤，以十口保之，天恕或回，使大司马得立功自赎，则辽事庶几可为，而吾乃镧弱不能，郁郁至今，悔之无及。惟斯疏草子，其采入大司马列传，使后世获知其忠，亦吾所以下报大司马也。”
以上两引屈氏文，皆录自康熙本《翁山文钞》。此文意在为崇焕申冤，惟《翁山文钞》例属清代禁书，传本远不及邝露《峤雅》之多，影响或未广，故为移录之，以备研究者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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