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三个乡的人口在五千户到万户之间，可见在动员率极高的秦代，五千到一万户人口，也不过是抽取两千二百人从军。秦法还规定，一户有两男丁的，不可以同时服役，以避免影响农业生产，从而尽可能的降低征兵成本。而且这些人也不是完全脱产，一年期满，便复员归农或者征调番上，作“戍卒”或“卫士”。
说明上番或者宿卫的脱产的秦国士兵，只占当地征发士兵的一半左右。按之前五千到一万户来算的话，真正的脱产服役人员只有千人左右。秦代一般一户五口，那么兵民比是一比二十五或者一比五十。所以说秦人虽然好战，但是也没有真的全民一起上阵。
赵昺从中看出，古代全民皆兵的模式，本质是保证少部分脱产士兵，以及大量的不脱产后备兵源。不脱产兵源基本在农闲时，在当地训练。这个制度保证了大量的男性人口拥有军事素养，即“皆兵”。与之对应的是《孙子兵法》里的一句话：“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处骚动，怠于通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也就是说，十万军队出征需要七十万个家庭供养，一家五口按算，春秋时期兵民比例为一比三十五。
再说说隋唐。隋炀帝征伐高句丽的百万大军，经历史学家们的考证，真正的兵力在七十万人，而后勤人员人数则要翻倍，“其馈运者倍之”。当时隋朝当时有八百九十万户，四千六百多万人。这场兵民比例一比二十的千里远征，直接导致国力耗尽，隋帝国迅速崩溃。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之一，实施府兵制，总额六十万人的规模，兵民比例在一比二十五左右。但是大多数府兵平时以务农为主，农闲时集训，真正一线士兵不多。当进入盛唐时代后，有九百一十万户，算上隐户实际人口更多，可当时唐朝的总兵力仅为五十七万，兵民比维持在一比七十五左右。
所以在农业社会，一般人所认为的那种“全民皆兵”是不可能实现的。古典军国时代的那种农闲训练，抽调服役的普遍征兵制，临时脱产的一线军人数量占人口比例，极限情况下也很难超过一比二十五。而至于完全脱产的职业兵制，以现代社会估算也就是一比一百的兵民比例已经是极限，而且国家负担很重，甚至很难长期坚持下去。
至于以职业兵制和冗兵出名的本朝，军队总数峰期超过百万，学者普遍认为在一亿左右。而这一亿人养那一百万脱产军人是相当吃力的。近百万脱产军队导致军费占了财政支出的半数以上和财政收入的七成，可真正有战斗力的很少，不少士兵待遇极差，导致逃亡成风和军官吃空饷严重。这也是赵昺极力挣钱，却不敢盲目扩充军队的原因，深怕重蹈覆辙。
相对应的，北宋的敌人如西夏三百多万人口，号称的五十万大军中，平时牧羊种地的人占了绝大多数，真正的全副武装的士兵充其量不过三四万，比例在一比三十五，这也是其无法长久支撑战争的缘由，一被逼急了便要求和称臣。
至于当下蒙元实施的军户制，因为历史已经被改变，赵昺无法用后世的数字来做比较。但是后来的明朝基本照搬了蒙元的军户制。明初时，在大约六千万的人口基础上，军队总额达到了两百万。根据洪武二十五年二月的诏令：“命天下卫所军卒，自今以十之七屯种，十之三城守，务尽力开垦，以足军食。”说明两百万军队里，脱产士兵是六十万人，兵民比例其实为一比一百。
赵昺估计蒙元的人口现在虽然在自己控制江南后已经大为减少，比例应该比之要降低，而他们不但要供养军队，还要向国家交税，负担更为沉重，这也是导致蒙元军队不得不抽调更多的人参与屯垦，后果就是战斗力的大幅度下降，士气低迷的原因。
而继承其制度的明朝军户制度的崩坏，也是屯田军户不堪重负，频频发生逃亡导致的，使得将领们不得不靠豢养少数亲兵来维持战斗力，实际上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以一比一百的比例也难以养活百万之军，正常的情况下比例还应该提高。
南迁之后宋朝的人口，后世推断最高峰有近六千万人口。在长期的战争状态下，人口损失也十分严重，而蒙古南侵占据江南后，由于政策的改变，人口损失不大，但是大量降军被调离江南，又下令将江南工匠全部迁走，此后还屡次征发人口北迁，加上早些时候蒙元在川蜀地区的大屠杀，人口减少还是十分严重的。
赵昺在收复江南后，对人口进行统计造册。在现代社会科技手段的协助下，也无法精确的对人口进行统计，更不要说古代了，战争中的逃户，不服王法的蕃部和大户人家隐匿的人口都无法计算。根据各地报上来的鱼鳞册登记人口在三千余万，这也是向朝廷缴纳赋税和可以征调的人口基数。
不过古代同样存在人口分布不均的状况，大部分人口集中在沿江和临湖的土地肥沃地区及贸易发达的东南地区，其中在江东人口最多，有近两千万人，也是收复两淮征发乡兵和夫役的重点地区。这个基数看似很大，可其中有超过半数的老弱妇幼，近半的成丁不仅要承担农业生产，还要服兵役、徭役和手工业生产。
对这些赵昺并不在行，便遣王应麟回京与重臣商议，拿出一个准确可用的数字，以便计算出征发多少丁壮，不会影响到国内的生产。他不能因为痛快一时，而失去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