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端临是在收复江南后才入的御前办，此前一直居于临安，他喜好交游，与江南儒士多有交往。后江南沦陷，又有大批儒士被掳掠至北地，待数年后有儒士通过各种渠道南返，因而他得以从这些人口中得知北地儒林详情。
而赵昺也从其讲述中，获知了朱理之学北传的大概情况。赵复至燕京讲学，事实上解决了南北之间因道路隔绝而不通载籍带来的困难，也引发了轰动，尤其是他将所记程朱的诸经注释交付姚枢后，便使理学的传播又拓宽了渠道。
在这些“诸经传注”中，首当其冲是南宋以来占据学术主流的理学四书学著作，同时也包括《易》、《礼》、《春秋》等经学著作。使得北方名臣大儒许衡、刘因、郝经等才得以程朱的著作并予以研究。
而赵复本人的思想见解，大体是主张简易，以直求文王、孔子之用心；主张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为君子之学，以得圣人之心，以止于王道，而不应孜孜于流俗之事功；以国难家仇，严华夷之辨，隐居不仕，独善其身。
“呵呵，其凭借所学结交了诸多北地名儒大家，又有蒙元重臣为友，门下弟子为援，而今已经飞黄腾达，成为伪朝枢臣，权贵的幕僚了吧！”赵昺听罢不屑地笑道。他并非轻视那些儒士，但他们中很多人都是以此作为晋身之阶的。
“陛下此言差矣！赵复入元后，并未入仕，而是一直以教书授徒为业，至今仍居于燕京书院之中，与蒙元官员往来也只限于谈经论道，并未成为他们的入幕之宾。”马端临施礼道，“而诸多江南儒士被掳掠至北地后，确有人被征辟为官。但大部分则退隐书院，以讲学为尚，仍心念旧朝，不肯入仕侍元。”
“陛下，即便北地的大儒也并非皆以入仕为荣，还是有诸多人甘于清贫，隐居乡野，教学守夜，注经释疑为乐。而今与蒙元名儒许衡并为‘北地两大儒’的刘因便居于真定，不肯应诏入仕，甘于清贫……”陈识时接过话道。
以其所言，刘因应该算是容城人，家世儒宗。得赵复所传程朱理学，读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朱熹、吕祖谦等人之书。尤服膺朱熹，称其“极其大，尽其精，而贯之以正也”。又谓研读宋儒之学，当从六经、汉唐传疏入门，方可“始终原委，推索究竟”，不致“穿凿”。提出“诗、书、春秋皆史”之说。
当时，真金在宫中建立大学，原由赞善王恂执教。刘因此时在学问上已经成熟，并有相当建树，是以声名远播。时王恂刚刚去世，于是就接替他的职位，教授宫廷子嗣读书。一介儒生，教授乡里，忽然受到朝廷的征聘，一跃而成为朝官，且成为大学的教授，可谓前途无量。
但刘因入朝为时不长，因继母病重，辞官归家。第二年继母去世，依当时风俗，刘因要居丧守孝，为官的事遂被搁置。恰逢真金所发动的更新朝政的改革，还来不及等刘因母丧服除，就因与元世祖忽必烈政见不合而中途夭折。
这次事件给予刘因很深的刺激，使他对于元朝政治再也不抱什么希望，而且反过来，对于自己轻易应诏、一聘而起十分后悔，遂隐居以教学为生。此后的几年间，因遭荒年，粮价上涨，他的生活颇为桔据，生活困苦，但依然拒绝了铁穆耳的征召仍留乡里。
“嗯，不媚权贵，无意官宦，而专注授业解惑，确有些文人的风骨！”赵昺点点头道。
“陛下，其实北地儒士对于虽学朱理，却非没有不同见解，而是有保留的接受，可为我朝所用！”这时张颂言道。
他入秘书监相对最晚，但其即做过监当官，有做过亲民官，是从基层一步步打拼上来的，若非在饶州知州任上操之过急犯了众怒，又恰被皇帝撞上，也许当下已经灌云畅通，入京当了朝官。所以他比之陈识时等没经过基层经历的人，眼光更为独到，也擅于察言观色。
张颂知道由于理学宗旨与陛下的执政观念及现行政策相左，因此对崇尚理学的儒士进行打压，并以‘去之糟粕，留其精华’为名，不仅在太学消减了部分理学内容，也从科举考试里剔除了部分不合时宜的内容。
现下皇帝听闻北地儒士仍崇尚朱理之学，心中肯定会有心有芥蒂，谁也不想刚刚摁下葫芦起了瓢，让这些儒士成为自己革新路上的绊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