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说有很多发明或者是措施意义重大，却并未得到相符的奖赏。
万历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没有重用方书安，这很正常，也符合他对自己定位。
如果锋芒毕露的改革，下一个张居正或许就是他。
而朱常洛对于方书安的态度，现在也是不清不楚，或许他真正的机会，是在朱由校羽翼丰满之后。
再说摆在眼前的事情，明末的“繁华“，后人常津津乐道的，不管是富庶热闹的江南，或是贸易繁荣、“资本主义萌芽“蒸蒸日上的福建广东等地。但是常被很多“精英“无视的，却是北方的民生。
以山西陕西等西北省份来说，这些地区的商品经济原本就不发达，推行“计亩征银“的一条鞭法，本身风险极大。加上张居正病故后，明朝官场越发人浮于事，好经也终于念歪。
单是万历二十二年，以明末顾炎武《肇域志》里的统计，陕西一省百姓的负担，竟然因为“计亩征银“暴涨了三倍。百姓生活到了“民用困倍“的地步，但这毕竟还是风调雨顺的年景。
说起明末的官场，后人常习惯哀叹“明末政治腐败“，但是放在明代，与腐败一样严重的问题是懒政。
拜万历皇帝多年如一日歇班怠政所赐，明朝官场上行下效，别看党争的时候精神抖擞，日常政务却纷纷甩手。
万历三十八年，明朝内阁大学士叶向高，就曾说过大明官场两大毛病，一是“上下隔绝“，二是“士大夫好胜喜争“。说白了，就是什么都折腾，就不好好工作。
在这种风气下，早在万历皇帝在位的中晚期时，明朝官场的怪事，也是一拨接一拨：万历三十二年时，就有男子单枪匹马持刀闯入周王府，大咧咧抢掠一番后离开。
为什么能抢的这么轻松？因为当地的巡抚和知府，都已经缺了三年，根本就没有主管官员，因此也就没人管。
藩王都这个遭遇，普通老百姓自然可以想：比如当时的京城周围，就是盗贼横行。
万历中叶时的“惯贼“左文俊，一度在京城周边聚集数千人，打劫生意做得红红火火。气的万历皇帝连连颁下严旨，但各级官员置若罔闻，一个赛一个混日子，全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承平年间尚且如此，一旦国家出现大乱，后果也可以想。
刘綎到京城后玩命的折腾京营是因为与方书安的一番深谈，堂堂大明中枢，武装废弛若此，无怪乎被一场农民起义轻易掀翻维持了两百多年的国祚。
老朱若活过来，大概后继的皇帝们得一个个撅着屁股挨揍。
原本在京营混资历的勋贵子弟受不了，平日里喝着兵血，隔三差五再去青楼和三五个红倌人聊聊人生，多痛快，如今不仅得经历地狱式训练，军饷的发放也不如以前那般容易插手，新君上位，东厂清洗，监军太监也换了新面孔。
既受不了，便纷纷动用家里关系调离京营，刘綎也没有难为他们，走了也好。
不过么，那些膏梁子弟也不是省油的灯，里边多少人都是在燕王扫北时候留下的根基。
即使大部分在土木堡之后，家道衰落，但是能维持到现在，也是有两百年传承的家族。
可以说，老朱搞的军户，在这些时代为军的京营身上更能体现。
因为卫所军的废弛，很多边军混的不如叫花子。
但是在拱卫京师的京营面前，从军的待遇还是不错。
毕竟，亏待谁都不能亏待京营，甚至于在和辽东作战的精锐，待遇上也比不过京营。
因为有着两百年的积累，所以他们也有着手眼通天的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