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纺厂如今的内部事务就由工会主席主持，今天大家商量一下棉纺厂的改革问题。”
蒋道游再一次的出乎了冯喆的预料，上一次他忽然的提出了干部的工作调整，这一次忽然的又提出棉纺厂的企业改革。
虽然早上蒋道游算是给冯喆打了招呼，可棉纺厂的事情并没有完全的解决到头，怎么改革？改革要怎么下手？
涉及几千人的重大课题，难道不事先在小范围之内先讨论一下吗？
大家都在沉思，杨跃民说：“棉纺厂的问题是个历史问题，很复杂，不过，简单地说就是企业停产、职工停薪、人员下岗以及资不抵债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县里一直在想法子找对策，但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优胜劣汰。”
“大家都知道，县里不止一次的给棉纺厂予以各方面的支持，投入了相当大的人力及资金，不过收效甚微。现在，事实摆在面前，棉纺厂回天乏力，这样的情况就无可避免。”
“那怎么办？面对现实，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改革。不改革就是等死，改革了还可以有活路，职工还有希望。”
“我认为，要想解决问题，棉纺厂如今唯一的出路，要改革的方式，就是破产。”
破产？企业破产宣告的法律后果之一是，破产企业自从破产宣告之日起，即丧失对自己财产的管理权和处分权，其全部财产由清算组接管，这似乎是一个摔包袱的好方式。
棉纺厂能破产，所有的企业都允许破产，但破产之后，这些工人该怎么办？
冯喆在思考蒋道游和杨跃民到底想干什么，让棉纺厂的工人全部失业放在社会上给政府——不，给自己制造压力？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有些人真是疯了！
冯喆记得很清楚，在自己来兆丰后第一次接触棉纺厂的职工代表的时候，有个工人说过之前厂里是要改革改制的，但报告递交上去，被上面驳斥回来了，那么那个上面究竟指的是谁？
以前不让改革，如今，在昨晚之后又提出了让大家商量如何改革，这不是唐突，也不是冒失，更是像有些儿戏的不得以而为之。
就算是时过境迁，但转折也太快，太没有缓冲和过渡了。
假设以前有人不让棉纺厂破产是因为这些人还能从这个垂死挣扎的厂里捞取好处，那么现在，厂领导班子集体陷落了，捞取好处的途径就被斩断了，因此，这时候让棉纺厂破产，就不失是一个一劳永逸解决后顾之忧的好办法。
如果有些人已经在棉纺厂得不到好处的话，工人的死活和他们又有何干？
马光初语气沉重的说：“各位常委，棉纺厂搞成这样，说实话，我心里不好受。”
“作为咱们兆丰最大的国有企业，棉纺厂不仅历史长，影响力大，更是在曾经的岁月里为我们县贡献的最多！”
“如今市场经济了，企业的产品没市场，工人发不下工资，这当然有客观的原因，但更多的是人为的因素在起破坏作用。”
“各位常委，天作孽犹可恕，人作孽，不可活！这个袁国锋——对不起，我甚至不想提这个人的名字，他怎么就能腐化堕落到这种骇人听闻的地步？和一百五十多个女人发生关系，他是什么？永动机？他就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干出这么多荒唐可恶又让人深恶痛绝的丑事，我们却一直没有一点的觉察？”
“前几天，郭世杰局长说封平那边抓住了袁国锋在干非法的勾当，我心里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这个袁国锋还对抓他的公安提出了诉讼嘛。”
“按照正常的逻辑想，哪个人要是没有受到大委屈，怎么会和公安打官司？但是现在我改变了看法。就从这一点能看出，棉纺厂现在的情况，此人是要背负绝大部分责任的！”
“棉纺厂说倒闭就倒闭，说破产就破产，说着容易，可做起来真难。我绝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夸夸其谈，我们该怎么和一千多名棉纺厂的职工交待？那么多的国有企业干部职工说没工作就下岗了，这一下就从工人阶级成为了无业游民？”
马光初叹了一口气：“同志们，我不甘心啊。我真的不愿意看到目前的这种情况。”
“我的心情也很沉重，”杨跃民接着说：“这个袁国锋是我分管企业的时候力荐上来的，这人当时是很有能力的。社会在发展，人都是会变的，但是没想到他竟然变的这么决绝。我有责任。”
“各位常委，说到破产，没人愿意听到这个词，也没人愿意干关门歇业的事，可我们更要冷静的面对客观现实。”
“就棉纺厂而言，现实是什么？目前，棉纺厂债务有两千三百多万，实际资产经过评估只有一千一百多万，这是严重的资不抵债，就算放开了所负的债务先不管，棉纺厂这会在职的工人有一千多人，按照每人每年三千块钱的生活费算，一年就得三百多万，要是不当断则断端的话，就算是将棉纺厂砸锅卖铁之后，顶多能支撑两到三年，那么两三年之后怎么办？到那时候要是破产，还有什么可破的？到时候真就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了。”
“还有，即便拖过去两三年，那三年之后，这些棉纺厂的职工还得让我们想法子找出路，到时候连一点的凭借都没有了。同志们，长痛不如短痛。”
企业改革的方式有很多，未必就一定要走破产这条路，只是冯喆还没发言，兆丰公安局派往封平市负责押解袁国锋的人报告说，袁国锋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