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奥运结束了，可奥运之后还有很多事情远没有尘埃落定说得那般轻巧。
有人把中国足球比作上位者伯求焦点一个工具，当然这是一个极为烫手的山芋，因为过去的近二十年里，除了年维泗以为，几乎担任过中国足协主席的大官帽子难免不了最后下课的“杯具”命运。
有成绩，当然是举国欢庆。可就是胡-主席也在奥运表彰大会上提出了让中国足球实质化，而不再是一味官腔的官僚作风、虚以面对中国球迷的时候。是否已经注定了从奥运会结束，中国足球的变革开始了……
多事之秋？
2008年的9月9日，当全国的中小学生刚刚迎来开学后的教师节之际，体育总局的第一炮彻底打响——谢亚龙将前往行政管理学院学习2至3个月，所有文件无需再报谢亚龙处理。
其实从谢亚龙接受中国足球四年，不管是国足还是女足，不管是国少还是国青的一路下滑，状态全无，就早已注定了这个成都女婿在足协的位置上已经坐不稳的事实。
这个甚至一度创造出网络鼎红用语“叉腰肌”②的秃顶男人，灰溜溜结束了自己的四年足协主席生涯。
只是让人实在捉摸不透的是中国足球场上排山倒海的“下课”和中国足协花巧的官派做事风格，王俊生从足协副主席“下课”到了某公司任董事长，阎世铎从“下课”到了训练局当局长，谢亚龙“下课”自然而然到党校去“上了课”。
一切和中国官员摊上联系的东西，哪怕是他的结局注定是悲剧，可是名头上的东西还是那么好听：调任、任职、上课……
不得不说，“关系”这东西在中国社会哪怕足球这样的是非地也生根发芽迅速。
当然谢亚龙的离开早就是很多人意料中的事，就像大眼李承鹏说的，走了一个龙王，来了一个“南主角”，其实中国足球的本质没变，中国足协的性质也根本没变。变得是什么？不过是一张尖嘴猴腮的龙王脸变成了肥头大耳看上去也算是忠厚的猪头脸。
可那又怎样？
就像“中超之父”郎效农说的那样：所有人来到中国足协之前都是雄心勃勃、想大展宏图的，但是体制和主客观因素决定他们不可能有实质性的改变，他们都不是等闲之辈，但是一切并不由他们自身决定。
事实似乎也印证了他的话，一年不到的时间，中国足球不但没能从绝望里走出来，相反在绝望的深渊里越坠越深，而带给中国球迷的除了两抹清泪就是难以宣泄的耻辱感。
南勇，吉林人，1997年9月调入中国足协工作，先后担任专职副主席、司库等职。01年作为代表团团长率中国足球队参加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冲击世界杯成功；02年继续作为代表团团长率中国足球队参加2002韩日世界杯；05年3月任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党委书记(正司级)、副主任；05年至09年初，任足协党委书记、副主任、中超委员会主任。
这个在谢亚龙刚下课后“过渡”到主席位置，听起来真能把中国足球带上新轨道的男人，却在2009年年末的“反赌打黑”的足球风暴里，成为了那核心眼里的黑洞。
2009年年初，新加坡发出红色通缉令请求中国警方协查一名叫王鑫的男子，谁都想不到这件不起眼的小事迅速演变成一场席卷中国足坛的反黑风暴，而一年之后南勇和杨一民的落马，则标志着以往的运行机制被全面清算，整个足球圈遭受“灭顶之灾”。
“怎么会是他？”当我们尚且在追究中国足球“赌、黑”的大鱼之时，南勇、杨一民作为中国足协新任的正、副主席在匿名信后突然消失在了足协办公室，成为了揭开足协高官涉嫌参与赌球、甚至操控赌球的序幕。
原来2002年，当南勇带领中国男足历史性地出现在世界杯上，离他40岁的生日还差几天。站在一生事业巅峰的他肯定想不到，不过8年的时间，两个轮回他就会成为中国足协历史上第一位因涉嫌犯罪而被免职的当家人，并且因为自己的倒台引发了中国足球全局性的溃败。
从1980年苏永舜带队冲击西班牙世界杯开始，中国足球挣扎了30年；从1994年甲A元年开始，职业联赛搞了16年。三十功名尘与土，十六年尝试功与罪。中国足球最终以足协两位主席被警方带走，联赛所有球队都难逃假球嫌疑而彻底崩盘。
30年的历史证明了，既往的足球发展模式是根本走不通的，在现行的体制之下，仅靠更换主教练，甚至更换足协主席这样的修修补补完全无济于事。走了一个爱写诗的阎世铎，又来了一个叉腰肌的谢亚龙，走了谢亚龙，又来了一个貌似铁腕治军的南勇，结果一蟹不如一蟹，最后把整个足协给带到监狱里去了。
戏谑的说一句：如果再努力一把加上目前警方控制下的足协官员、俱乐部投资人、球员教练已经够多的了，伟大光荣正确的足代会就可以在监狱里胜利召开了。
我们不禁要问：足球在中国究竟是什么？算什么？
足球在中国，从来就不只是一项单纯的体育项目。除了足球本身的魅力之外，在中国人的潜意识里，足球是西方工业文明的一种象征，是境外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而“世界第一运动”的名头，让当时极其渴望和世界接轨的中国人格外重视足球。中国人对世界杯长盛不衰的热情中，寄托着一个民族对工业文明的向往，和对国际舞台的渴望。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语境中，从一开始，足球的影响力和重要性就被过度放大了。
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国力尚不够强大。体育作为民族主义崛起的重要推动力，离政治的距离很近。在民族复兴、国家荣誉的神圣话语之下，体育赛事轻而易举就成为了举国关注的焦点，而政府也需要通过体育的凝聚力来完成对社会的动员。于是体育的举国体制应运而生。
经过各种过度的诠释，体育本质上的意义被忽略了，而对民族尊严的意义被极度放大。一种将比赛成绩与爱国卖国联系起来的民粹主义情绪因此颇为盛行，在当时属于无人敢挑战的政治正确。那些爱国的球迷不会意识到：自己神圣的爱国主义情绪中，也裹挟着不理性的成分和虚荣心的杂质。在膨胀的民族主义压力之下，诞生了女排和乒乓球这样的英雄幻象，也催生了一个自卑的失败者——中国足球。
中国体育的蒸蒸日上，让国民的虚荣心越来越强烈。而“败家子”形象的足球，成了民族尊严大合唱之下的众矢之的。于是剑走偏锋，急功近利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中国足球在不够稳定的基地之下，却像其他体育项目一样走上了看似光鲜亮丽的钢丝上，一个不小心就是坠落的结局。
2008年北京奥运会金牌总数登顶，一时中国成了举世无双的举国体制之集大成者。可是当中国的上半身缀满炫目的奖章时，下半身的足球却露出了一条难堪的裤衩；当奥运会上中国军团以拆迁之势不由分说将金牌收入囊中时，国足却日渐沦落到和越南、叙利亚为伍。
举国体制把我国的比较优势发挥到了极致。把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在对手不太重视的项目上，形成局部的优势兵力之后各个突破，这种策略为中国金牌第一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足球不是冷门项目，它是全世界各国调集资源争夺的焦点。举国体制所谓的挑冷门自然改变不了想自救而不可得的中国足球落败的罪魁祸首。
在中国，足球始终是一项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可就是这个所谓的形象工程却让千疮百孔的中国足球在过去的一年里不但没有涤清自身污秽，相反本就搅得混漆抹黑的深水，彻底的腐臭了。
当我们欢呼中国足球终于迎来一个懂球的管事的时候，谁料想得出来：从进入足协基层一步步爬上一把手的位置用了整整13年时间的南勇，从一把手到被抓，却只有短短一年。
这不是类似于谢亚龙们的下课，这是犯罪者的想象出现的一个被大多数人认可的正面形象的彻底倒台。2009年正当中国足球因为联赛的复苏燃起一点希望的时候，我们才悲观地认清到，中国足球不过是回光返照了一年，原来已经奄奄一息了。
我们不得不重新再回问那个问题：中国足球是什么？它又算什么？
“大眼”李承鹏在自己书里说了：中国的足球不是足球，它是江湖交情而不是企业管理，它是义气不是体育精神，它是政治产物不是奥林匹克，它是官场游戏不是平民-运动。
在这样的逻辑面前，一度火红的中国职业足球很快就沦为了弃儿。一边是中国足协为了固权而力图全力满足行政体系的政绩需求，一边却是新兴的职业足球利益各方找不到参与的渠道以制约中国足协，就在中国足协用世界杯出线来表功取宠的同时，中国职业足球也迅速滑向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