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阶的评价
(1503~1583年),汉族。字子升,号少湖,又号存斋,明松江府华亭县人(今上海松江区)心学(王守仁创)传人。早年即工诗文,善书法。嘉靖二年(1523年)以探花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后因忤张孚敬,被斥为延平府推官,受此挫折,从此谨事上官。延平多盗,到任后捕剧盗100余人;清理积案,释出系囚,赢得声誉,升为黄州同知,后又擢为浙江按察佥事,进江西按察副使,并主浙、闽二省学政。皇太子出阁(读书),擢为国子监祭酒。后又进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参与朝廷机要大事。曾密疏揭发咸宁侯仇鸾的罪行,且擅写青词,为嘉靖帝所信任。这时,严嵩当政为首辅,和严嵩一起在朝十多年,谨慎以待;又善于迎合帝意,故能久安于位。
倭寇蹂躏东南,侵扰松江,力主发兵平乱。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得知帝对严嵩父子的不法行为已有所闻,于是就命御史邹应龙参劾,终于使严嵩罢官,其子严世蕃谪戍。徐阶则取代严嵩而为首辅。在任期中,徐阶一眼相中张居正,并提拔,而正是因为这次提拔,让张居正得以施展抱负,成为一代名臣,力挽狂澜。终于成为大明帝国时期的一代名相。
高拱的评价
高拱生于明武宗正德七年十二月(1513年1月),出身官宦世家,生而相貌魁伟,自幼颖敏好学。五岁善对偶,八岁日诵数千言。为文雄健开爽,出入意表。年十七乡试夺魁。嘉靖二十年(1541),登进士第,选庶吉士。他由此从政三十余年,共提职十四次。二十二年(1543),初任翰林院编修。三十一年(1552),裕王出阁讲读,任其首席讲读官。三十七年(1558),主持顺天乡试,升侍讲学士。拱侍裕邸九年,深得裕王的赏识和倚重。三十九年(1560),升太常寺卿掌国子监祭酒事。四十一年(1562),升礼部左侍郎,后兼学士。次年(1563)转吏部左侍郎兼学士,掌詹事府事,参与重录《永乐大典》。四十四年(1565),主持乙丑会试,升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四十五年(1566),以徐阶荐,拜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参政。同年十二月,世宗崩,裕王即位,是为穆宗,改年号隆庆。元年(1567)二月,晋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四月,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五月,因与首辅徐阶矛盾,辞官归里。三年(1569)十二月,穆宗召高拱还阁,以原官兼掌吏部事。次年,俺答汗之孙把汗那吉来降,高拱与张居正力排众议,使封贡得以成功,因进少师兼太子太师、尚书、大学士,后进柱国,中极殿大学士……李春芳致仕后,任内阁首辅。六年(1572)正月,加柱国晋中极殿大学士,余官如故。五月穆宗崩,六月十日神宗即位,十六日即以“专权擅政”罪名,斥逐高拱“回籍闲住,不许停留。”高拱就这样“志不尽舒,才不尽酬”,被罢相归家。归家后,发愤著书立说,万历六年七月(1578年8月)病卒,享年66岁。葬于县城北部阁老坟村。
高拱不仅是一个有干略的政治家,在学术思想的研究上也有所成就。他不囿于先儒成说,以为“其不能得者亦不可强从”。直斥程朱理学“远人情以为天理”;他很赞同同时代思想家王廷相的观点,认为理在事物,无其事即无其理。他对“权”字更有一套独到的见解,把“权”与“经”比作秤上的“锤”和“衡”,两者关系是“盖经乃有定之权,权乃无定之经,无定也,而以求其定,其定乃为正也”。即:权和经是对立的统一体,凡事皆有经,其事实行时应认真权一下,使权与经得以统一。在“义”和“利”的问题上,认为“苟出乎义,则利皆义也;苟出乎利,则义皆利”,只要摆正义和利的关系,言利也不是不好,痛斥了“君子不言利”的迂腐观点。他还认为正因前人没有把握住这种关系,才造成“经制之略置之不讲”,善理财者不闻,祸国殃民。他自己十分重视理财,重视有关国计民生的政务,主张务实。他的学术思想正是他行使政务、取得政绩的思想根源。
张居正的评价
张居正,生于公元1525年5月24日,卒于公元1582年7月09日。5岁入学,7岁能通六经大义,12岁考中了秀才,13岁时就参加了乡试,写了一篇非常漂亮的文章,只因湖广巡抚顾辚有意让张居正多磨练几年,才未中举。16岁中了举人,23岁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由编修官至侍讲学士令翰林事。隆庆元年(1567年)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隆庆时与高拱并为宰辅,为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