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阶的评价
（1503～1583年），汉族。字子升，号少湖，又号存斋，明松江府华亭县人（今上海松江区）心学（王守仁创）传人。早年即工诗文，善书法。嘉靖二年（1523年）以探花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后因忤张孚敬，被斥为延平府推官，受此挫折，从此谨事上官。延平多盗，到任后捕剧盗100余人；清理积案，释出系囚，赢得声誉，升为黄州同知，后又擢为浙江按察佥事，进江西按察副使，并主浙、闽二省学政。皇太子出阁（读书），擢为国子监祭酒。后又进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参与朝廷机要大事。曾密疏揭发咸宁侯仇鸾的罪行，且擅写青词，为嘉靖帝所信任。这时，严嵩当政为首辅，和严嵩一起在朝十多年，谨慎以待；又善于迎合帝意，故能久安于位。
倭寇蹂躏东南，侵扰松江，力主发兵平乱。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得知帝对严嵩父子的不法行为已有所闻，于是就命御史邹应龙参劾，终于使严嵩罢官，其子严世蕃谪戍。徐阶则取代严嵩而为首辅。在任期中，徐阶一眼相中张居正，并提拔，而正是因为这次提拔，让张居正得以施展抱负，成为一代名臣，力挽狂澜。终于成为大明帝国时期的一代名相。
高拱的评价
高拱生于明武宗正德七年十二月（1513年1月），出身官宦世家，生而相貌魁伟，自幼颖敏好学。五岁善对偶，八岁日诵数千言。为文雄健开爽，出入意表。年十七乡试夺魁。嘉靖二十年（1541），登进士第，选庶吉士。他由此从政三十余年，共提职十四次。二十二年（1543），初任翰林院编修。三十一年（1552），裕王出阁讲读，任其首席讲读官。三十七年（1558），主持顺天乡试，升侍讲学士。拱侍裕邸九年，深得裕王的赏识和倚重。三十九年（1560），升太常寺卿掌国子监祭酒事。四十一年（1562），升礼部左侍郎，后兼学士。次年（1563）转吏部左侍郎兼学士，掌詹事府事，参与重录《永乐大典》。四十四年（1565），主持乙丑会试，升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四十五年（1566），以徐阶荐，拜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参政。同年十二月，世宗崩，裕王即位，是为穆宗，改年号隆庆。元年（1567）二月，晋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四月，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五月，因与首辅徐阶矛盾，辞官归里。三年（1569）十二月，穆宗召高拱还阁，以原官兼掌吏部事。次年，俺答汗之孙把汗那吉来降，高拱与张居正力排众议，使封贡得以成功，因进少师兼太子太师、尚书、大学士，后进柱国，中极殿大学士……李春芳致仕后，任内阁首辅。六年（1572）正月，加柱国晋中极殿大学士，余官如故。五月穆宗崩，六月十日神宗即位，十六日即以“专权擅政”罪名，斥逐高拱“回籍闲住，不许停留。”高拱就这样“志不尽舒，才不尽酬”，被罢相归家。归家后，发愤著书立说，万历六年七月（1578年8月）病卒，享年66岁。葬于县城北部阁老坟村。
高拱不仅是一个有干略的政治家，在学术思想的研究上也有所成就。他不囿于先儒成说，以为“其不能得者亦不可强从”。直斥程朱理学“远人情以为天理”；他很赞同同时代思想家王廷相的观点，认为理在事物，无其事即无其理。他对“权”字更有一套独到的见解，把“权”与“经”比作秤上的“锤”和“衡”，两者关系是“盖经乃有定之权，权乃无定之经，无定也，而以求其定，其定乃为正也”。即：权和经是对立的统一体，凡事皆有经，其事实行时应认真权一下，使权与经得以统一。在“义”和“利”的问题上，认为“苟出乎义，则利皆义也；苟出乎利，则义皆利”，只要摆正义和利的关系，言利也不是不好，痛斥了“君子不言利”的迂腐观点。他还认为正因前人没有把握住这种关系，才造成“经制之略置之不讲”，善理财者不闻，祸国殃民。他自己十分重视理财，重视有关国计民生的政务，主张务实。他的学术思想正是他行使政务、取得政绩的思想根源。
张居正的评价
张居正，生于公元1525年5月24日，卒于公元1582年7月09日。5岁入学，7岁能通六经大义，12岁考中了秀才，13岁时就参加了乡试，写了一篇非常漂亮的文章，只因湖广巡抚顾辚有意让张居正多磨练几年，才未中举。16岁中了举人，23岁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由编修官至侍讲学士令翰林事。隆庆元年（1567年）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隆庆时与高拱并为宰辅，为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