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里默默叹了口气，看着她抱起小岩，又抓住孩子的手向我挥舞：“回家喽，谢谢叔叔，跟叔叔说再见。”
“谢谢猪猪，猪猪再见。”这孩子肯定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又好气又好笑，帮她拎东西送他们到楼下。
“对了，手机号无论如何给我一个。”岳晓含回头一本正经地说。
我只好掏出兜里的诺基亚，翻呀找呀，总算找出本机号码给了她。
诺基亚铃声马上响起，她晃了晃自己的手机，“我的号码，再给你一次，双保险。”
我忽然有种被捆住的感觉，瞅着他们钻进出租车离去，拍了拍自己的额头，“我为什么不搬家呢”我对自己说。
可不知为什么，我好像越来越不觉得岳晓含讨厌了，至少我们有一个共同点，我们都没有父母。
我上楼关上门，靠在门背上，“唐凯，王检，史有义…难怪许子闻弄不清我到底是谁。”我喃喃自语，事实上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究竟是谁，历史上可能用过无数个名字，至于我的本名是什么，天晓得。
“一个人不能不明不白地活着”池田慧子那句话又在我耳边响起，这个日本女人还在等我的回复。
我不仅对下许连村和黄泉山熟悉，我甚至还上过那座山，然而相关的记忆已经被死死地锁进了大脑最深处。
以我的性格，怎么也不可能心甘情愿给日本人带路的，事后还老老实实把那么重要的录影带交给他们，当时我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才那样做的？
我一边在水池里洗着碗碟，一边思索着这些问题。
虽然许子闻相信黄泉山上隐藏着村子里怪异死亡的秘密，但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我死不掉也跟那座山有关。如果真是那样，即使我因为不明原因上过山，这些事其实跟我就完全没有关系，我完全可以抛开一切去另一个城市生活，让那些人永远也找不到我。
然而内心的直觉告诉我，不能走，必须留下，还有非常重要的事等着我去做。
现在只有两点，我失去了和许子闻交往的记忆，他和杨平知道但不愿意提及；我同样没有文革时和池田家族发生瓜葛的记忆，而池田慧子虽然可能知道但一样刻意回避，同时却又迫切想获得我和许子闻交往的信息，这两者间是独立存在的还是有什么关联？
必须找到一个突破口，于是我作出了一个决定，不能指望池田慧子告诉我六九年发生的事，我必须自己去查。
我拿出那半本红宝书，小心翼翼一页一页反复地查看，半黄半黑的纸张上没有任何有价值的记号，也没有署名，否则池田慧子不会把它还给我。她给我过去的东西，显然算作是一份见面礼，如果我不给任何回馈，那么道义上就没有了制高点。
我又把那支已经被火熏得乌黑的英雄牌钢笔摆在手里琢磨，这笔也出现在我和池田正里的合照里，在那个年代，如果不是知识分子，很少有人会在上衣口袋里插支笔，所以那个时候我的身份应该不是工人农民，也不是军人，而很可能是个文化人。
这时我脑子里一道光闪过，我当时好像是一位历史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