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说，跟我所有的行为一样，我的婚姻也是为那个计划而进行的，或者也可以干脆地说成利欲熏心的，无所谓，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问题是，除了自己，人看到的往往都是你的得。所以，失也常常被人当作得来看待。没办法，谁要你总是装出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没人逼你，只是你唯恐偏离了目标，在你看来，目标才是你的大计。这便是我的婚姻。——虽不能象大家那样初恋与家庭细致地区分，却也有自己的特色。
我老婆叫阿凤，是d乡税务所的一名临时工，而且皮肤黝黑，仿佛只有嘴角自然蕴含的那一丝羞怯的笑意才能真正显示出女孩的本色。
她父亲是一位村支书，自他当上支书，村集体经济就象肥皂泡一样迅速膨胀起来，又因他在全县第一个取消了农民的“三提五统”而成为颇具英雄色彩的人物。
那一年，我随县委农村工作队被派到了d乡。那时县委派驻农村工作队不象现在直接安排到村里，而是先安排到乡镇，由乡镇党委安排驻村。基于脸面的考虑，乡镇党委总是想方设法把工作组安排到较富裕的村庄，我便随工作组被安排到了他们村。
她父亲神龙见首不见尾，除了在接风见面会上露过一面外，再绝少能见得到。据说，他因吃尽了特殊时期工作组的苦头对乡党委向他们村派驻县委工作队有意见——扶贫工作队？听名就不是好事嘛，岂不是对我们工作的否认吗？——所以，只安排了一名村会计负责我们的饮食起居。
倒是阿凤与我们见面的机会逐渐多了起来，她跟其他村民一样，对工作队充满了好奇。她问，你们工作队是干什么的？组长答，扶贫的。她笑了起来，笑毕，才又不解地问，我们村需要扶贫？扶贫为什么不到最穷的村？她的穷追不舍显然已让组长不知如何作答。
这是组织安排，我们只有服从，别无选择。再说了，富村也有需要帮助的穷人。我适时地插了一句，虽内容与我们的工作宗旨有所偏离，却语气犀利，且有点儿强词夺理的味道——这事关工作组的脸面，组长要考虑到责任问题，而我只是一个兵，管他呢，再说了，即使说错了还有队长兜底。所以，那时是我最敢于说话的一段，我猜测，三任队长对我的好感多来自于此。当然了，话也不能乱说，譬如有损工作队威信的就坚决不说，若她不是女同志，我或许也说不出这样的话。女同志，总比男同志要好说话一些。
果然，她只瞟了我一眼，虽仍不服，却再没说话。有的人偏好这一口，我的话虽难免让人尴尬，却不仅没有惹来恶意，反而让她对我产生了好感，我们开始交往。
人或许就这样，毫无关联的时候说话还能少些顾忌，只要有了关联，难免要投鼠忌器。我又小心谨慎起来，尽力照顾着她情绪，或许我的不幸便由此而来。我常想，这是该引以为戒的，若不想做中山狼，就必须在恋爱时不丧失了自尊，至少要保持着必要的平等。
当然，阿凤是勿需照顾的。这是一个敢说敢做的女孩，刚交往不久，我们便尝试着做了只有夫妻才该做的事：那是春末的一个午后，空气已有些浮躁，正是人易出轨的时候，她牵引着我进入了她的身体，只见她突然皱了皱眉，便大声呻吟起来。由于见到了血，我关切地问，疼吗？她狠狠地掐着我的屁股，呓语着，傻瓜！
有了那事儿后，她说话变得毫无顾忌起来，而且无所不谈，正满足了我的探究欲。她说她娘死得早，她父亲是个古怪的小老头，自记事起她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屈指可数。为了证明她父亲的古怪，她便举例说，其他村干部都陆续搬到了村委新办公楼，独他仍蜗居在生产队时期留下的土屋里，而且除了几个他最亲近的村干部外，他绝少让人去。何苦要如此故作神秘呢，难道这是名人独有的特色？我不解地想着。
该到拜见岳父大人的时候，我有幸见识了：比村里最普通的民房还要低矮许多的土屋，龟缩于果园的深处，门前锁着两条硕大的竖着耳朵似乎随时都准备发起攻击的恶犬。土屋的正面墙上挂着一幅已多年不见的毛主席老人家指点江山的油画，稍偏右的地上是一张已无法辨清年代的旧式写字台，写字台的后面是一张木床，床上整齐地叠放着略显陈旧的被褥；写字台的前面则并排放着两把旧式沙发，沙发前摆着一张黑色茶几，茶几上是一套印有毛主席语录的茶具。土屋矮小整洁，却散发着浓浓的艾蒿味。阿风说，她父亲最喜欢这种燃着夏天能熏死蚊子的野草味。
在按照她们家的规矩，向毛主席老人家三鞠躬后，他斜躺在屋角的躺椅上接见了我们，只见他随手把正在看的报纸放到自己的肚子上，透过老花镜框的上方盯了我好一会儿才问道，你们俩的证办了吗？空气奇静！连一向不肯安静的阿凤都在垂首立着，终于有了声音，虽低沉中略带沙哑，却总算让我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只觉背上已被汗水湿透凉凉的甚不自在。见他问，我忙答道，嗯。
随后，他居然接连着又问了我几个毫不相干的时事问题，我费力地思考了，然后一一作答。他问得很巧妙，每一问题的答案似乎都不是唯一的，所以，我用了不少的“我认为”。我不知自己的回答到底怎样，他也未作评论，看来他还算满意。
后来经阿凤证实，他确还算满意，不过，仅停留在还算满意的程度上，他说，小伙子有主见，有主见是好事，但容易武断，还好，总比遇事六神无主的好，这类人须防着，因为他常常会为了自己不顾一切。
第一次见面，他居然是这样的评价！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只说当时他仅沉吟了一会儿，便从写字台的抽屉里拿出两沓钱，随意地扔到了桌上，说道，仪式从简吧。两万块！一个当时我从未见过的实实在在的数字。正感叹着，阿凤已麻利地收了钱，拉着我，逃一样离开了。
他象是看透了我似地，对于他的意见，因为家里穷，无论他是何用意，我都不能象阿凤那样竭力地反对，而且隐隐生出了一股感激，虽然这股感激日后成了阿凤常常把我看扁了的有力证据。
人或许就这样：这里满意了，那里必有不如意，总是不如意者居多。仪式举行还不到一个月，不如意便来了：或许由于过早偷尝了禁果，不仅没了期望中的激情，反而经常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争吵不断。
所以，我想提醒年轻人，若非别有用心的真心相恋，切不可再造我的覆辙。记住：好东西吃过了便没有了，到该吃的时候只能干瞪眼了。
无疑地，我开始烦她，包括她的所有。而她，却浑然不觉，似乎“黑皮肤的女人旺盛”这句同事间的戏言竟成了真理：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我们单独在一起，她就永无休止地变着花样求爱。求爱，原是人类最高尚的行为之一，放到特定的她身上，却那样地令人厌恶，因为厌恶，连她的那句最通常的“满足对方是夫妻间应尽的责任”的辩论也成了歪理邪说。
除此之外，你何曾满足过别人？我当然不能说出口，却阻挡不了内心在愤愤地想，想总不能跟说出来那样犯了错惹你不依不饶吧。越是这样，我越容易发现她的那些非女人的品质：毫无生活方面的常识，没日没夜地读言情小说是她唯一的嗜好，而且由于受了小说的影响，她追求浪漫，常冷不丁地就会出现在我工作的场所，不要说还要做一些亲密的动作，单是总无缘无故地去我的办公场所已足以令我狼狈不堪。
我们婚后第一次回老家，母亲遍邀了亲友作为对她的欢迎。当着众亲友的面，母亲为了显摆阿凤的治家手段，不时地安排她做这做那，幸亏她那天心情好才没做太出格的事儿，即便这样，要不是我见机得快真不知她该如何摆脱困窘。稍不留意的当儿，她见我母亲炒菜时油花四溅，出于好奇，便戴上头盔跟着忙起来，仍烫了一手的油泡，成为亲友们茶余饭后的笑料。
一时地不会做事，并不可笑，可笑乃至可恨的，是该学不学，永远不会，又斤斤计较，不肯有半点儿吃亏，占了便宜又卖乖，把别人的忍让看做无能，自以为得意，似乎别人都天经地义地应该永远供她驱使，自己则尽可以凭意气用事。这便是她：一个完全凭意气做事的女人，兴之即来，烦之即去，凡事不持久，绝不会空费心思去考虑别人的感受。我们那地方兴起“麻将热”后，她即迷上了麻将，而且特看重输赢，赢牌时大喊大叫，输了牌总逼着你和她总结不停，完全不顾我和我母亲的感受。
那一阵子，我母亲的胃病犯了，我原打算把母亲接来调养一番，她竟不肯，好不容易做通工作，母亲倒是接来了，她却依然我行我素，冲母亲大呼小叫，把母亲变作了连保姆尚且不如的保姆。母亲具有极强的韧性，独看不惯我受了委屈忍气吞声的样子。这一次，由于我反感她那些经常把家搞得狼藉不堪害母亲不停劳作的男女麻友，竟不肯与之总结教训，她便不堪地骂了起来，那时正是我的一个关键时期，唯恐造成不好的影响，虽肺都要炸了，我还是忍忍不发。据母亲后来说，我那天的脸都青了，青得怕人，母亲便与之吵了起来，她居然把母亲推倒在地，跌得她好长时间爬不起来。母亲忍泪去了，据说哭了一路，不为自己，为我。
我竟是这样无用的男人！——母亲在的时候，怕母亲担心，不能与之吵；母亲走了，原准备痛快淋漓地骂一顿或者打一顿，细想想，终是不敢，因为我毕竟住了她们家的房子，而且我觉得自己离不开人家的帮忙，更何况我现在在外面的风光也都是人家赐予的，外面的总比家里的重要。所以，心里虽愤怒不已，行动上早已软了下来，而且只有到我跪下来为自己在她推倒母亲那一刻无法自抑打她那一耳瓜的错误行为赔罪后，她才绝了去找她父亲的念头。
我不知她父亲会有怎样的态度，或许她父亲能帮我一把，我不想也不敢去冒这险，按说该能帮，可我实在拿捏不准，因为她父亲从不找我，话都是由她传递的。
跪了满一个小时后，她终于破涕为笑了。没办法，这便是代价，我只有把自己的委屈和了母亲的泪硬生生地吞到肚里，因为之后不久我就毫无悬念地做了d乡的团委书记。
工作上的志得意满虽驱不尽却暂时冲淡了我生活上的不如意，所谓的冲淡，不过是压抑地最终结果，就象气体不断地加压能够变成液体一个原理，压抑只是浓缩，决不是消失，别无去处，必然地要反映到人的生理上——我的小d从此出现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