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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郑存智说，下面，我带兄弟们一起去关注“官”的烟酒的讲究——
其一，“官”的烟酒印象
就本身意义而言，烟酒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只要过了身体所能承载的量，烟酒的刺激必然会引发出一系列与人的身份地位以及对当前状况的满足感相适应的异常行为或语言。如果能够耐心地去品味，或可以惊奇地发现人最真实的一面，或会因一时间不适应而恶毒地演绎出许多故事。
只要认真地考察一下烟酒的过程，便不难发现这样一种现象：生活的真实总是在不断地给羸弱的身体加压，结果便是让身体陷入无尽的喧嚣和浮躁，尽管这种喧嚣和浮躁有时能够让人明确地感受到，有时根本无法感受到，但无论如何它都客观存在着，在人的身体里不断积蓄着，让人的身体不时就会泛起几欲胀裂的感觉。
人毕竟是有意志力的动物，凭着意志力压制着这种急于泛滥的冲动，让人便有了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些特征。泛滥与压制是一对矛盾，也是一种斗争。只有激烈的斗争得以成功化解，人才能最终获得幸福感。
堵显然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必要的疏才是生活的本来面目，因为意志力无论强弱都无法承受如此强烈持久的消耗。烟酒应该就是这个疏的过程，随着能量的逐步释放让人得到尽管短暂的平衡而富有魅力。人永远就处于这种平衡与不平衡的交织中，正因为不平衡，追求平衡才是人一生的目标。
这是我对烟酒的基本印象。
在触及正题之前，非常有必要首先对题目中的“官”字做个大概的界定。关于这个“官”字，在前面的故事中已多次提及，再次提出难免有重复絮叨之嫌，但这个“官”字实在是门太过深奥的学问，虽身处其中也难以将其真正地弄懂搞通，即使当真有了一些想法，也多是一些臆测和感觉。尽管我有公认的口若悬河且条理清晰的口才，要想把如此复杂的问题讲清楚，也不得不空自慨叹文才的匮乏。
按照我最初的想法，“官”必定是一言九鼎的，所以说只有一言九鼎的人物才能真正算得上官。这个最初的被顽固地坚持了好长一段时间的印象，是从我们村支书那里传过来的。
那时候，我特崇拜村支书：一天到晚，他总高傲地背着手，紧绷着脸，绕着村庄东瞅瞅西望望，遇上人打招呼虽心里想笑却总要强自压抑着只悋懎地挤出一丝比哭还难看的笑，伴着一声几乎毫无意义却是任何问题回答的“嗯”，还会再加上一句“难哪”，似乎他总有解决不完的难题。支书的这个习惯保持了几十年从没有改变过，而且越是遇上难题，这种姿势越标准，让人觉得从里到外都透着潇洒。
大约到我小学毕业那年，支书的这个被村民们所熟知所习惯让人感到敬畏却常给他们带来好运而引以为荣的习惯，在大多数人眼里开始变得别扭甚至害怕，因为村里正在搞规划，只要他看上谁家的房子不顺眼，谁家的房子就立马要被拆掉。这就是权力。他是一个一言九鼎的人，包括他的家人在内，只要他发了话，便没人敢再去反驳他。在我当时的心目中，这绝对是一个大得可以撑破天的官。
最让我不能忘记的，当数我娘牵着我，提着半年来生病都没舍得吃一个才积攒下来的鸡蛋，去他家送礼时他生硬得石头一样的话和冷得没有一丝热气的傲态，那是因为某一天他突然发觉我家的老屋该拆。既然他说了“拆”，我娘便和村里其他拆迁户一样认为必定无疑该拆。
但由于我娘坚持要让我们兄妹四人读完初中才能下学，所以家境便比同样不宽裕的人家更困难些。倘若按要求拆了老屋，单凭村集体的补贴，我们家根本无力建造新房，一家八口将陷入无处栖身的境地，我娘虽觉胆颤心惊还是决定去求他。
拆是必须要拆的，他冷冷地瞄了一眼正手忙脚乱地从竹篮里往外拾鸡蛋的我娘说道，不过，你们家里的情况，咳，村里人都知道，拆，拆吧，拆了以后搬到营房去住吧。
营房并不是部队的营房，而是我们村长期闲置的一套房子，因其宽敞而被称作营房。营房是我们村二地主留下的，据说这套房子风水极坏，二地主刚建好还没来得及住，我们那个地方就解放了。二地主抛下自己的小老婆跟着跑去了台湾，小老婆怪营房给其带来了厄运便跑到营房里上吊死了。之后，营房便长期闹鬼，无人敢去居住，据临近的人家说，夜里十二点的时候常能听到女人的哭声，待开了灯仔细听却又毫无声息，刚一关灯哭声又起，有的人甚至听出了女人在呼叫二地主的名字。
因此，营房虽比我家的老屋宽敞了许多倍，我娘当然还是不情愿，待要再去哀求他时，他只说了一句“就这么定了”便已背着手踱出门去了。
人穷志短，万般无奈之下，我们家只好搬进营房住上了全村最为宽敞的房子。刚搬进去的当天，我娘下午太阳还有老高的时候便招呼我们吃了晚饭，然后一家人开着灯簇拥到新垒起的土炕上彼此拥抱着静等着女鬼的到来，或许是我娘烧掉的两大捆烧纸发挥了作用，女鬼并没有出现，而且再也没有出现，连我娘多年来久治不愈的失眠症竟也不治而愈。应该说，实是不幸当中的万幸。
多少年后，我娘终于了解到，支书是听信了风水先生的话，说是我家老屋的风水盖过了他家，总有一天他的后人要归我们家人所管，唯一的破解之法就是拆掉我们家的老屋让我们搬进村里人人恐惧的营房。
这一段发生在我少年时代的经历让我第一次认识了“官”，第一次接触的东西往往记忆最为深刻，有的甚至能够影响人的一生。及至自己有幸进入了“官”场，却怎么也无法找到支书当年那种痛快淋漓的感觉，尽管不少事情还是支书那种“一言九鼎”的方式来得更有效。然而，这种方式少有人能够做到，凡事总会有许多牵扯阻碍，而且“官”越大，这种感觉越明显。这或许是一种境界吧。刚开始，我常以“官”小来试图说服自己，时间久了，这个理由竟逐步成了我前进的动力。
千万别笑，请原谅我妄自使用了这个“官”字，或许我所从事的根本就算不上“官事”，但它在所处的环境中又实实在在地就是“官”事。即使在我所处的这样的环境中，也恐怕只有到达乡委书记这一级以上的“官”才能真正算得上官，这可能是迄今为止对“官”字最低层次的一种界定吧。
我历来反对一些凭想象的故事把乡长书记讲得那么卑微琐屑的做法，他们所做的事或许真的有些卑微琐屑，但他们的“官”和他们的人却未必如此。或许处于相对发达地区的原因吧，在我们那个地方，不仅他们，甚至连一些相对发达村的支书村长都严格遵守着一套“官”场规则。
这或许又算是一种境界吧：绝对排斥那种泼妇式的叫骂和青年人常认为的那种最能张扬个性的拳脚交加的决斗，矛盾象海底的潜流，虽波涛汹涌却从不显山露水。
这样的环境是对人的耐力和意志力的最大考验，最先耐不住寂寞的往往是青年人，尤其是那些自认为具有高学历的年轻人。应当承认这些高学历年轻人的机敏，然而他们的悲哀恰恰便在于他们的机敏。正因为机敏，他们最容易发现缺点失误甚至错误，激情飞扬的年龄常常让他们不辨时间和场合地仗义执言，有的甚至会不知天高地厚地列举出诸多条更正或补救措施。
其实，这些缺点失误甚至错误往往是显而易见的，只要不是智商太低的话，任谁都能轻而易举地发现，只不过人们早已被生活磨成了光润可鉴的鹅卵石，善于把秘密藏于心底，或者只在自己绝对能够信得过的小范围流露，至少也会选择最为恰当的时间地点场合来表达。
正如我娘所说，人生是必须读两本书的，一本是有字的书，一本是无字的书，无字的书有时候比有字的书更重要更有用。
对于这句话，不少青年人跟当初的我一样不能理解，而且一旦自己费尽脑力精心炮制的治世“恒言”得不到足够的重视，便容易怨天忧人牢骚满腹，因此而止步于仕途的人绝不在少数。
青年人原就如拙劣的农妇烧鱼，总是嫌鱼太大而锅太小，有朝一日锅突然大了反而会茫然无措不知如何应用。这本是天性，若非精英，都必然要经过的不可逾越的阶段，“官”场却绝不容许此等低级故事的发生，有的人为了赌一把，甚至不惜牺牲了自己一生的前途。
“官”字最讲究避讳，为尊者讳，为同事讳，为下属讳，上下左右相互牵制，象一个活动的三脚架，稳定而又容易变形。因此，“官”场盛产泼话和黄段子，只有泼话和黄段子与任何人的利益毫无关联才不会打破这种平衡。人毕竟是要讲话的，但讲话有讲话的艺术，若不经过深思熟虑，绝不可以信口开河乱讲。
在这么一个政治利益、经济利益、荣誉利益等诸多利益横流的地方，因为相互牵扯必然会引发矛盾，作为其中的一分子，首当其冲地要学会破解这些矛盾，尽管破解这些矛盾并非易事，但绝不能放任自流，即使对自己的对立面也必须讲究方法和艺术，必须有宁肯暂时放弃自尊的勇气，也不能给人留下不能容人的印象。任何事情只有最终实现目标才是真正的目标，只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并始终不渝坚持之才算是真正的成熟。
鉴于此，对于自己能获得今天这样的成绩，我是满意的，我之所以获得这样的成绩，主要是因为我借鉴吸取了不少勇者用自己一生试验的教训。
这些教训最先往往以不系统的片言只语的形式浮现到人的思想中，但我是一个对“官”字信息甚为敏感的人，只要稍有闪现，就会迅捷地抓住并用来检视自己的得失。
长期坚持不懈地追求，让我渐渐地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面对成绩时，虽因满足而沾沾自喜但绝不形于色；面对挫折时，虽满腹焦虑却能认真地审视自己，绝不哇哩哇啦无休无止地去牢骚去找一些其实毫无意义的理由，无论何时何地都能保持着泰山崩于前而变色的气度。
事实上，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很难，尽管我知道这或许只是我的一个追求，但我还是把它作为自己的一个习惯讲了出来，因为即使在成绩与挫折面前要有所动作，也是毫无疑义的，甚至会因此而动摇了最终目标的最终实现。这就是“官”场的素质。
做了副县长之后，我很快便从由于成功的喜悦冲击所产生的不渴不饿不累不困只顾莫名其妙地兴奋以致于大脑里一片空白的晕乎乎的感觉中解脱了出来，我决定重塑自己。
对于过去的“我”，我只隐隐感到不妥，重塑的念头也只是一闪而过，一切都是朦胧的，我甚至连自己也搞不清到底要如何重塑自己。
但我是一个善于在朦胧中抓住一闪而过的念头的人，我历来认为凡是闪过脑际的念头都是有根由的，尽管它常常是飘忽的朦胧的甚至是不易把握的却往往是富有哲理的精彩的，一旦付诸实施，常常能够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知道，一个彼此不熟悉的陌生环境，往往是“官”者改变自己的绝佳机会，我不会就此放弃这一机会。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重塑计划说起来也简单，其实就是要为自己塑造一个和蔼、廉洁、勤奋的形象。
“和蔼”，即是对包括县政府的门卫以及自己的司机秘书在内的所有人都永恒地保持着友善的微笑和恰到好处的温柔，无论自己到了如何困难的境地也不能改变“和蔼”的形象，万一出现过失，必须用主动地亲切地招呼加以弥补。理论依据是，革命只有分工不同，绝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廉洁”，即是推掉凡是可以推掉的所有应酬，适量控制烟酒，即使情真意切地礼尚往来，也必安排阿凤以同等或超过同等价值的礼品往来。理论依据是，“官”最容易被金钱和女色所打倒。因此，虽视阿凤如苍蝇缠身，但必须与之改善关系，我们很快便破例有了晚饭后的并肩散步。
“勤奋”，即凡是自己分工范围内的事儿都身体力行，只要重大事项，即使自己有了百分之百把握，也要故作陌生的样子去向县长请示汇报，一切都以县长指示为准，只要是县长书记的指示，必亲自去落实，这样与书记县长的接触自然便多起来，而且落了个勤勉的美名。理论依据是，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凡人都不喜欢自作主张的副职，自作主张多了便有擅权的嫌疑，擅权必被排挤。
然而，现实并不能总随人愿，“重塑”的结果虽让我博得了廉洁、勤勉和夫妻和美的印象，但因此也落下了软弱无能和无所追求的恶名，因为在不少人的心目中，似乎只有说狠话办狠事才算强势，而从不去关注事情的真正结果。
应该说，这正是我想要追求的效果，因为我知道以我这样的年龄才上了这个台阶，如果正常的话，最完美的结局便是干足至多两届之后光荣地二线至人大副职去颐养天年，但既然上了这个台阶，任谁都不会放弃放手一搏的机会，尤其象我这种除了升官似乎再别无追求的人，因此，我必须示弱与人，只有示弱与人才能更好地隐藏自己，从而避开常能置人于死地的“官”场是非。
这一点儿，从我正式上任那天便已深有体会了，因为除了客套和面无表情地介绍情况之外，并不象我想象中那样有处理不完的文件和事情，整个一上午，只有秘书隔一个小时便进来续一次水，然后朝原本无所事事却故意装作阅文件的我笑笑，我真的好想与之聊几句，但我还是强自忍住了，只好意地对笑一下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