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让福康安撤兵，除了定边左副将军保宁递来的请罪折子，让其了解到北海军拿下喀尔喀蒙古的决心外，由徐大用转交给刘全的那封信也起了很大作用。他将手下的文武官员扒拉来扒拉去，最后发现入藏的主帅人选只有福康安。
赵新在信里就说了一件事，他把两年前丹津班珠尔和廓尔喀是如何达成退兵协议、廓尔喀为什么会退兵、以及驻藏大臣雅满泰等人隐瞒不报的经过原原本本的说了出来。
他告诫和珅，廓尔喀人还会入侵西藏；另外乾隆要是想解决“拉穆吹忠”的问题，正好是个机会。而作为交换条件，他声明北海军这次南下的攻伐将会止步于喀尔喀蒙古。考虑到清军入藏后勤补给困难，北海镇可以按成本价提供一批包括干粮和棉衣在内的军需物资。
赵新之所以会这么做，主要就是北海镇对西藏实在鞭长莫及，必须要借助满清的手稳定那里的局面。至于满清最后会不会跑到高原上跟喇嘛们一起啃青稞面，甚至于翻过喜马拉雅山跟英国人抢地盘，他一点都不介意，甚至是乐见其成。
要知道在另一时空的历史上，清军要不是因为在“帕朗古之战”遭了埋伏，损失惨重，估计连沙阿王朝的都城阳布（加德满都）都打下来了。
在赵新的计划里，一旦清军开始向青藏用兵，他甚至还会提供一批自制的线膛燧发枪和前装炮，用于支援清军入藏作战。
武器的问题，赵新一点都不担心。线膛枪如今欧洲已经有了，只不过因为冶金学、弹道学和金属加工的科技树还得且爬一阵，目前只是一种实验性武器。最关键的是，北海镇生产的燧发武器可都是用火帽的，一旦火帽断了，比烧火棍还不如。
以上种种，才会让刘全看到信后吓了一跳，并马不停蹄的赶回热河禀报。而和珅起初在看到信时还以为赵新疯了，一时摸不着头脑。
相比于不常于军事的和珅，老谋深算的乾隆看到信后，很快就明白了赵新想干什么。
要知道刘全这些年顶着和珅的名头跟北海镇做生意，其实早就得到了乾隆的默许。满清跟北海镇打了这么多年，虽说双方都是不死不休的局面，但实际上私下也保持着接触渠道。刺探敌情这种事，奸细暗探固然是一方面，但正常商业上的交往也能起到探听虚实的效果。
在济州岛南部那个曾经用于接引流民的小村子，如今已经成了北海镇的大宗商品集散地，每天都有上百来自内陆、李朝和岛国的商人登岸贸易，好不热闹。虽说沈敬丹对贸易部的派驻人员管理很严，可跟这些人交往久了，多少还是会透露出一些口风。
就好比北海镇跟李朝关于咸镜北道的领土问题，就是某位贸易部的办事员一不留神随口说出去的。
综合这些年获得的各种情报，使得乾隆对赵新的性格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最突出的就是此人对于开疆拓土的野心比自己还大。依托于“千里传音”的秘法，北海镇可以行而有效的对各地实行管理，这让乾隆羡慕不已。
赵新为了教训沙俄入侵黑龙江，能从黑龙江城一直打到叶尼塞河；为了教训阮惠，居然帮着阮福映夺取平顺府，趁机将谅山收入囊中。如今廓尔喀对后藏虎视眈眈，他当然也不会坐视不理。此番看来他是因为鞭长莫及，所以要假朝廷之手，吞下廓尔喀的土地。
乾隆虽然被赵新的要挟气的食不下咽，一肚子不甘心，可经过反复斟酌，他发现自己目前除了答应对方的条件，也没有更好的出路。
自打阿桂领兵出征后，乾隆便授意和珅与嘉亲王颙琰，开始秘密将紫禁城和圆明园内的一部分珍宝陆续往西安运送。另外目前已经有差不多三百万两存银被悄悄运抵西安，这些钱均是来自崇文门税关和清廷的议罪银；因其归属内务府进项，六部官员并不知晓具体收支情况。
这一切都是为将来西逃所做的准备，也是为了给爱新觉罗家留条后路。当年满清入关后，将前明宗室屠戮一空，乾隆深知这笔账赵新无论如何都是要算的，否则他就无法承继前明的法统。
相较于明亡之后的数万宗室，爱新觉罗家的黄带子和红带子眼下加一块拢共也才四千多人。依照清制，宗室没有圣旨不得擅自离京；这样做太平时倒还没什么，可要是北海军突然从大沽口登陆进逼北京城，妥妥的被人家来个卷包会。
别看乾隆都八十了，可脑子一点儿也不糊涂，在北海镇多年的强大压力下，反倒是姜桂之性老而弥辣！他从赵新出兵外蒙时就看出来了，一旦让北海军拿下科布多，天山南北那也是早晚的事。
如此一来，陆路上的逃跑路线就剩了青藏。不过问题又来了，青藏地区虽然疆域广大，但是气候恶劣，地广人稀，满清要想东山再起实在没什么指望。
如今赵新提到了廓尔喀的事，便让乾隆发现了另一个机会。他首先找来了在清宫服务的法国传教士，也是耶稣会在中国的最后一位会长钱德明。
钱德明，字若瑟，全名是“JeanJosephMarieAmiot”。此人今年已经73岁了，于1751年进入清宫供职，是一位严守会规、工作积极、学识渊博的传教士，进入宫廷后的特殊身份使得他在学术上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编撰了法文版的《孔子传》和《中国历代帝王纪年表》，还将乾隆的《御制盛京诗》翻译成法文，传到欧洲后，让伏尔泰向往的如痴如醉。由于深受乾隆信任，他还担任着乾隆和路易十六来往信件的翻译任务。
乾隆让钱德明给法国东印度公司的总督和路易十六各去一封信，提出大清愿意联手法国政府对抗在天竺的日益扩张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为此，大清需要获得法国的帮助，在收拾完廓尔喀后，顺便在天竺北部站稳脚跟。
钱德明一听就兴奋了。自从教皇克雷芒十四世在十八年前宣布解散耶稣会后，“味增爵会”便占据了耶稣会在北京传教区的住所和教堂。而留在北京为宫廷服务的耶稣会士们有的在劳瘁中死去，有的则在忧伤中艰难度日，钱德明对此也无能为力。
眼下乾隆这位东方的大皇帝陛下要联合法国攻略印度，对抗英国，这对钱德明而言绝对是个好消息。也许国王陛下会因为和大清帝国携手在印度取得辉煌的胜利，从而恢复耶稣会的合法地位，要知道复兴耶稣会是他的毕生愿望。
然而此时这两位谁也不知道，法国东印度公司的总督勒克莱尔已经提前联络了北海镇，更不要说还想着跟北海镇签署协议，目的也是对付咄咄逼人的英国人。
好吧，一切都乱了套了！
但是，把福康安调回来是一回事，接受喀尔喀蒙古的失败则是另一回事。乾隆为了在政治上找到和北海镇暗中合作的台阶，避免左翼、科尔沁和喀尔喀各部蒙古王公的非议，他必须还得摆出姿态跟北海镇打一场才行。
1791年10月1日，也就是乾隆五十六年九月十七，清廷的经略大学士阿桂在经历了一场夜袭惨败后，突然接到了乾隆的八百里加急上谕。
在这封上谕里，乾隆告诉阿桂，眼下廓尔喀由后藏入寇，朝廷出兵势在必行，故而众将须当奋勇出力，剿退贼匪。
“......朕体上帝好生之德，然似此狡焉思逞之徒，亦断不容稍为轻赦，若使天下后世传为遗憾，则朕亦何以上对皇祖皇考在天之灵耶。所谓驱之锋镝之间。使膏涂草野而不恤也。赵新一日不获，则天下一日不宁，必发大兵歼戮剿除。众将若能迅速擒拏贼首，克日蒇（音同产）功，朝廷也将施厚恩于尔等。此战乃是宣示朝廷之天威炯戒，不使人心惶惑，以彰民望，令蒙古各部詟（音同折）服，诸事禀命。着将此传谕勒保、兴肇、松筠等知之。”
阿桂一听，顿时头大如斗，心说还打？能守住就算不错了！
然而传旨太监在宣读完上谕后，又让阿桂屏退帅帐内众人，说有极为重要的事转告。阿桂虽然不想和太监过多搭勾，可他猜测是乾隆单独有话转达，于是便照办了。
果然，那太监等了一会，等帅帐内人都退下，立刻南面而立，沉声道：“有旨意，阿桂跪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