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没收这些地主的土地，又不太妥当，这可能会引起全国的地主阶级的对立。
因此西北政府决定强制性减租，即土地租给佃农，一年一亩地佃租不得高于40斤粮食，或3钱银子。
从而保障佃农的利益。
同时规定，民间贷款，利率高于6属于高利贷，是非法行为。一方面让西北银行扩大农业贷款覆盖范围，一方面严厉打击高利贷现象。同时借贷必须全额，交付时少给也属于高利贷行为。
当然，到底有没有给全额，证据很难抓。但是只要有抵押，西北银行可以贷款，一律按照6的年利率贷款，而农业贷款则不需要抵押。
西北政府于1901年下半年还进行了行政、司法改革，即在各州县成立法院，派驻法官，并出台《治安法》、《刑法》、《工商法》、《行政法》，西北政府出台的法律不同于后世的大陆法，而是采用普通法体系。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大陆法比较死板，法在前理在后。而普通法则比较灵活，只要普通民众组成的陪审团同意，理一定程度上排在法之前。
普通法的好处，自然是教化，这个体系也是中国用了几千年的，很多时候中国行政都没有法律，但却有道理。法律这东西，实际上更重要的，是让老百姓能够满意，普通法能够满足这一要求。
行政改革，即不再让乡镇自治，而是派驻镇长、乡长。此时的中国，地方上长期自治，形成了一大批的土豪劣绅。
让他们组建什么地方议会，那就等着老百姓被鱼肉了。
但是新的问题又产生了，派驻乡长、镇长，地方土豪劣绅是否会与镇长、乡长勾结？如果勾结了，那反而会激起民怨。
因此《行政法》也就随之出现，规定行政人员必须财产透明，另外亲属不得经商，连彩票都不能买，中国人传统的礼尚往来也很严重，因此连礼物都不允许收。
判刑上也比较严厉，贪污满十元吃牢饭，上百元枪毙。
但是司法上，必须要有明确证据。同时禁止严刑逼供，证据不足应释放嫌疑人，以维持司法公正为首位，避免造成冤案。在没有十分明确的证据前，不可判处死刑。
同时推行责任制，即各县长必须对各乡镇的官员行为负责，如果出了贪污情况，以及官员与土豪劣绅勾结的情况知道了不处理，那就必须受到惩处。因此各县，设立了一个上访局，这个上访局受西北政府直接领导。
接到上访后，上访局首先保护上访人，并通报地方长官处理，地方长官处理不当，上访人坚持上访的话，则由西北政府派遣调查组进行处理。
反腐这玩意，县长一级都还比较好处理，最不好监管的就是乡镇一级的那些小虾米，越大的官一般越谨慎，也就是那些小虾米容易肆无忌惮。
责任制下去后，则一定程度上可以杜绝，但能完全杜绝。
因此西北政府在沈进文的主持下，建立了一个官员考核制度。官员每三年进行一次大考，每一年一小考。
三年大考从治安、卫生、环境、教育、农业生产、民意调查、经济发展等方面进行考核，然后进行综合考虑。
一年小考，即以民意调查为主，即当地老百姓是否对其满意。
每个上岗的地方长官，以及那些公务员，都将进行专业培训，具备专业素养之后再上岗就业。
因为西北文化教育基础不怎么样，因此这些公务人员多是从外省招募的学生、文人经过培训后上岗就业。
行政作风，则杜绝传统的官僚制，走人民公仆路线。
但依旧是采用流官制，免得那些官员在地方上形成势力网。这是国情问题，必须流动的，中国老百姓不同于欧美普通民众。
欧美普通民众比较愚昧一些，不会到处钻营。或者说，欧美长期处于比较落后的阶段，因此民众没有那么后天，性格比较先天性。而中国经过几千年的发展，特别是明清两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民众性格已经普遍进入后天。
因此欧美民众很天真，而中国民众，则比较精明。
美国之所以排华，就是因为中国老百姓不容易愚弄，太精明了。其他白人、黑人有钱就消费，中国人有钱则存起来，然后可能进行一些投资什么的，对美国财团来说是个威胁。
当然，最大的改革，还是强制性减租。这已经动摇到了地主的利益，因此经过商议之后，决定暂缓提高针对地主的农业税。
这就是温水煮青蛙，那些地主最后肯定是玩不过西北政府的。
强制性减租的政令下达后，在各地都引起了地主阶级的不满，但是不满归不满，那些佃农却是高举双手拥护，使得这一改革顺利的执行了下去，那些地主也不可能因为强制性减租就造反什么的。
现在谁敢造反？都没人支持这些地主造反。那些佃农、自耕农都对西北政府很拥护的。不仅是减租，而且地主雇佣长工，每个月的工钱必须给二两银子，而且必须管食宿。同时针对那些拥有土地超过100亩的，若其田产在未受灾的情况下抛荒超过两年，则予以没收，同时农业税照样收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