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东京千代田区的皇居，这个时候它的正式称谓还是“宫城”，直到日本战败之后才改名称作皇居。~~~~明治维新之后，明治天皇迁都江户，并改名为东京，在原本江户城的基础上，建设了现在的宫城。
此时，已经有三位天皇曾经在这座宫城中居住过了，这里也一直是还政之后日本权力的象征。虽然现在日本政令基本出于大本营，但天皇仍旧享有极高的权力，能够左右政策的制定和施行。加上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上下弥漫着严重而狂热的忠君思想，天皇的权威是极高的，几乎没有权臣能够动摇天皇的统治。
现在的宫城内，一如平常的静谧，但是人人都能够感觉到一种潜藏的躁动。因为支那派遣军战败了，从年初到现在数十万日军灰飞烟灭，日本并不能算是一个人力资源充沛的国家，特别是培养一个军人更是需要花费国库重金，数十万日军的败亡，不仅等同于巨额国币付之一炬，而且还造成了数十万家庭失去儿子。
“难道真的没有办法了吗？”昭和天皇已经急病了，战争的不利让昭和天皇抵抗力下降，感染了风寒，现在任何御前会议都无法出席，只能养病。可是这仍旧不能让昭和天皇安心。他很清楚在中国日本获得了多大的好处，而这些好处是能够推动日本继续发动战争机器的能源，一旦日本在中国无法获得更多资源和财富，那么日本就会像现在的他一样，重病一样。
对外战争的止步同样可能造成内部矛盾的彰显，天皇也是清楚，战争的发动跟当年国内经济危机是很有关系的。从那时到现在，日本平民的生活状态就处于半死不活之中，几乎日本人是靠着听大日本皇军在国外攻城拔寨，用精神胜利法跟着荣耀着，然后死撑着维持到现在的。
法西斯主义之下，靠着用洗脑和虚假宣传的方式，日本法西斯愚弄着日本的国民，让他们深信自己是正义的，并且无限在扩大着忠君爱国的思想，用“心灵的强大”去掩盖生活的贫瘠。而日本大和民族的卑劣民族性也在这个时候被体现出来，很多穷困的日本人，一方面高喊着伟大的口号，一方面也希望靠着侵略来脱离贫困。
当初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就是打着“暴支膺惩”的旗号，一二八事变中，内阁首相近卫文麿称：“……支那政府藐视我神圣帝国，反日排日，杀害我同胞，迫害我侨民，在华北挑起事端，在上海向我海军陆战队开枪开炮，已经达到肆无忌惮和残暴的程度。”
“…。在华北通州，支那军队无理逮捕我日清株式会社和商社干部员工家属一百九十余人，全部予以残酷杀害。在武汉、重庆等地，支那宪兵任意逮捕我侨民，政府怂恿不法暴徒砸毁我商社，抢劫我侨民财物。八月九日在上海虹桥机场，支那军队竟敢开枪杀害我两名帝国海军军官。”
“更为严重的是，南京政府公然发布战争动员令，公开宣布与帝国对抗，公开侮辱我万世不变的天皇陛下的神圣光辉，侮辱我帝国皇军的神勇声威。”
在这样的环境下，日本举国一片拥戴之声。各行各业都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派出代表前往东京，向天皇效忠和支持出兵支那，严惩残暴的支那人。疯狂起来的日本人，几乎每一个阶层都在积极推动着战争。
一个女中学生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全校师生在操场列队收听广播，同学们个个义愤填膺，首相的声明道出了我们的心声——支那人真可恨，他们明明又贫穷又野蛮，可是他们偏偏要和日本皇军作对。同学们都说应该派飞机去轰炸他们。”
另一个高年级男生骄傲地对记者说：“我爸爸是海军少佐，他参加过满洲事变，在上海打过仗，得过帝国金鹄勋章，我从小一直很崇拜他，但是这次不同了，我已经光荣地被江田岛海军学校录取，我的愿望是当一名优秀的海军舰长，让大日本帝国的太阳旗飘扬在世界东方的每一个港口。”
东京八坂青木杂货店老板清水一郎：“我虽然是个预备役军官，但是我一直期待着天皇陛下的召唤，做生意嘛，虽然很有趣，但是我已经拜托我的太太，一旦战争需要，我就立即上战场，去狠狠教训那些肮脏的支那猪。我们一户已经捐献了十匹布，购买了爱国公债。”
护士田中代子小姐：“医院只分到一个支前名额，几十个护士小姐争着报名，人人都想上前线用实际行动报效天皇陛下，有人还咬破手指签名，结果他们选中了我。我真幸运，全家人都为我自豪。”
福岛县青年农民松森有形：“打仗的消息传来，村里开了庆祝会，大家通宵喝酒，唱歌，好像过节一样，你问为什么庆祝，村里人口多啦，许多人闲着没事干，又找不到工作，不打仗干什么？打仗还可以当英雄，一辈子不愁吃穿。”
可是，现在现实已经狠狠地将耳光甩在了这些日本人的脸上。也许日本女学生已经被当做了慰安妇，现在可能呆在中国的战俘营中。海军水手也命丧大海，联合舰队已经全面被转轮王覆灭。各种日本士兵死在中国战场上，他们的残尸将被焚烧，骨灰将被镇在道路之下，被千人踩万人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