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伯元，老夫也真心希望你，可以做出一番大事业，做出一番改变这朝廷，改变这天下的功业。眼下海内士子，精通经典者自然不少，可溺于经典，深陷考据注疏而不能自拔的，同样也有不少。如此读书，却反而把圣人之意看得窄了。要知精于章句注疏，原是为了深明大义，不应当为了考据而考据啊！这还只是学人，做官的，官官相护，政以贿成，也是一日甚于一日。只恐倒了和珅，也还有他人心术不正，可无论如何，都不能懈怠啊。而且，眼下海内，却另有不少难处。百年以来，海内生民，从一万万变成了三万万，可新垦土地，新产粮米，却不能增加三倍。长此以往，百姓衣食又当如何？朝廷府库，虽说眼下钱粮尚且充足，可那都是账上数字，至于实际情况，只怕那些州县自己都不清楚呢。眼下太平无事，钱粮尚堪使用，可万一天下有变，又怎生是好？这些问题，决断起来，都不容易。但你既然生于此世，又已然为官如此，老夫还是希望你所思所想，可以比寻常为官之人更多一些。”
阮元这时虽然已经对民生之事多有了解，可听武亿这样一讲，才知道很多民生问题，不仅暂时没有解决之道，而且自己尚未得知。心中想着，也不禁有些愧疚，再次对武亿相拜道：“先生如此教诲，确是出于在下所思之外，在下自当谨记先生之言。若是在下行有余力，定当念及整治之道。”
武亿也笑道：“伯元，其实这番话，老夫说来，也有些惭愧了。老夫行走鲁豫两省多年，这些事见是见了不少，可说到整治之法，却也不多，若说根治，老夫也想不出好法子来。其实老夫是你幕下之人，这番说话，也是有些喧宾夺主了。这样吧，《山左金石志》我自给你看着，若是刻板刊印了，我把刻板和样书都给你送到杭州，如何？”
阮元也道：“先生长我二十岁，对在下有所训诫，乃是在下之福。刊印之事，也多谢先生了。”眼看客船也快要启程，杨吉等人都已经上了船，也再次拜别武亿，准备上船。
看着阮元渐渐走上船头，客船解了缆索，即将启程。武亿忽然又道：“伯元！还有一句话，我与你相交一年，言语间多有得罪，是我的不对，还望你不要见怪才是！”
阮元也高声答道：“先生之言，阮元始终铭记，绝无见怪！”
阮元的坐船渐渐启航，沿大清河向西而去，经张秋折而向北，不过十日，又回到了京城，而这也是他与武亿的诀别。四年后，天下变数，如武亿所愿。朝廷重新清查过去冤案，得知武亿原本无过，正待再次启用，武亿却在启用前一个月病逝，年五十五岁。
这一日的衍圣公府也比寻常热闹了许多，正厅之内，端送茶果、点心的下人，一直在进进出出。而正厅之侧，也多出了数个大红箱子，上面还挂着红花，而且正厅之外，还有另外十余个箱子。看来不仅是有贵客到访，而且还有事关衍圣公府未来的要事。
孔宪增这日也换了新袍子，正同身边之人品茶，道：“不意今日毕总制驾临舍下，倒是舍下的荣幸了。在下也听说了，总制这一去，就是要重任湖广总督了，在下也愿毕总制此去如意，万事顺遂。”说着举起茶杯，和对面之人相互敬过。对面坐着的乃是一个须发微白的老者，看起来和蔼可亲，自然是山东巡抚，即将升任湖广的毕沅了。
毕沅这日看起来也是精神愉悦，道：“上公，说来惭愧，老夫生平酷爱金石儒术多年，之前却也没来过曲阜，这话说回来，还是老夫对圣贤之事，有所怠慢才是。正好，老夫今日带来一件礼物，权当老夫致歉之用，如何？”说着两个毕家仆从抱了一个盒子上来，盒子已经打开，其中所覆似乎是字帖之类。
孔宪增略挑起了一点字帖，见是秦篆，也对毕沅笑道：“毕总制，这秦篆古文，从来难得，想来价值不菲吧？却不知毕总制又是从何处得来？”
毕沅笑道：“这秦篆古字，据说是从琅琊台拓下来的。我在济南的时候，路过一户王员外家，这王员外却不知如何，竟意外得了这幅拓本。我看他神情，却也不甚在意拓本之上，究竟写的是什么，便想着购下此拓本，没想到啊……竟然花了我不少银子呢。”
其实这幅拓本，就是当日阮元送与福宁之物，后来福宁意外发现，这位王员外名为好古，其实只是附庸风雅，便诈称这幅拓本值一百二十两银子，将拓本卖给了王员外。王员外素来豪富，也不知拓本实际价值如何，想着能巴结福宁总是好事，就答应了这个价。毕沅前往相询时，他甚至开价到一百五十两，毕沅自然不从，直拖延了数日，王员外想着毕竟毕沅是巡抚，不好得罪，才以平价卖他。
而毕沅之所以要买这幅拓本，其一是想着收录碑帖文字，其二便是为了讨好孔宪增。只因此番来孔府，他另有一番大事要与孔宪增商量。孔宪增看着毕沅这幅字帖颇为珍贵，又看着外面的箱子，已隐约猜到了一些内情。但想着毕竟是毕沅上门送礼，还是让他自己说出来好，也笑道：“毕总制此番来我衍圣公府，想来不只是意外见到这幅拓本，想要相送于我这番简单吧？不过毕总制也无需担心，我衍圣公府虽说偏居一隅，可能帮上总制的事，也自当尽力才是。总制精于金石之道，阐明圣贤大义，也让敝府平日增光不少呢。”
毕沅忽道：“听闻令郎，去年已袭了衍圣公之职，又听闻令郎年纪并不大，所以老夫也想相询一句，令郎却是何时生人？”
孔宪增道：“他是乾隆五十二年出生，今年九岁，毕总制的意思是……”
毕沅笑道：“你看，这个年龄正好嘛！不瞒孔上公，老夫有个小女儿，今年八岁了。老夫找人来相过面，说日后绝对是美人，而且还自有一种贵气呢。说是嫁了人，那迎娶的人家，也自可无灾无祸，满门和睦。老夫平日也多教她诗书礼乐，想来日后入了诗礼之家，也自应付得来家事。所以老夫想着……孔上公，老夫快七十了，心里最放不下的，就是这小女儿。老夫眼看着，这一两年精神大不如前了，所以想着老夫还没致仕，先给她订个亲吧。可这亲事，老夫现在还没有半分着落啊？”
这句话说出来，孔宪增已然清楚，毕沅这次来孔府，主要目的即是与孔家结亲。之所以毕沅如此出言，也是依循古礼，婚姻之事，向来第一步是男方的“纳采”。即男方需要遣媒人主动向女方相询嫁娶之意，等女方答应了，才能开始此后的“问名”。如果正式求亲之言是由毕沅先提出，而非孔宪增先提出，自是不合古礼了。衍圣公府素来重礼，这番次序却不能颠倒。
孔宪增也笑道：“毕总制这番话，却是抬爱庆镕了。庆镕年纪还小，原也没想过订亲的事。只是嫁娶之事，还需个良人做媒，不过这媒人，在下却还要再去相寻才是，在下自当尽快为之……”
毕沅也不慌不忙，道：“孔上公，有一人老夫看着，人品、学行、官职，却都还不差，老夫觉得是个值得结交的朋友。若孔上公还不识得此人，老夫为您介绍一番，如何？快，快去请湘圃先生过来。”毕沅手下的门人听了此言，连忙走出，不一会儿，一位须发渐白，却身材高大，尚有一些英武气息的老者走了进来，向孔宪增作揖拜道：“在下阮承信，见过孔上公先生。”
毕沅担心孔宪增不认识阮承信，忙道：“孔上公，你或许有所不知，这位阮湘圃先生，就是前任学使，如今的浙江学使，阮阁学的父亲。眼下也授着内阁学士，算是从二品了。怎么样，湘圃这个朋友，孔上公可还中意？”按清代惯例，官员升迁，其父母妻子往往也会一并加封。妻子得到的是诰命，父亲则可以授予和儿子一样的官衔。阮元升任内阁学士之时，阮承信尚健在，故而也一并加授了内阁学士。当然，这种对官员父亲的加封只有恩荣之用，并无实际意义，阮承信也不会在朝廷中使用半分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