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大家以为这是“鸿门宴”那样的陷阱——将人骗进大院，再逼着签同意廉价、无偿让村委会征收田地和责任区的协议。几个胆大的人最先到大院一探，却发现没有等着逼他们签字画押的凶神恶煞，公告栏上也的确贴了打印稿。上前细看了列出数字的那几行，他们的眼睛仿佛受到了油墨刺激，一下瞪得老大。
村委会拟出的征地补偿金实在太丰厚了！瞧一瞧每亩农田地的补偿数额，已经高出了农户的预期，连农户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田地值这么多钱。待来看公告栏的村民越来越多，有略知其他地区征地情况的人掰着手指头算了算账，猜测补给村民的金额应该跟开发商买村里这些地的价钱差不多。这一猜测隐含的意思是，村委会可能没咋从当中揩油，而把大部分好处让给了村民。
毕竟征收的只是全村耕地的一少部分，更大的惊喜在于种植责任区，村委会承认之前村民对这些划分过的山林地的认领有效，因此在征收这些山林地时将按照相应标准，根据划分和认领的面积向各家各户提供补偿。之前没有被认领的责任区，在x月xx日前仍可供村民提交申请表认领。这意味着，不用在上面劳作，领了责任区的村民很快就能拿到一大笔钱。另外，出于工程建设的缘故，山林地里的树木必须砍掉，砍下来以后他们也可作为木材卖个，好价，算是额外的红利。对于辛辛苦苦耕耘多年而收益微薄的大羊屯村农民来说，这些收入确如从天而降的财富，而且不费啥力气就能赚到手。于是，大多数村民纷纷表示支持村委会和开发商合作，恨不得双方第二天就签下文书，有的人已开始琢磨能分到多少钱、分到之后咋花了。
大约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村里人听说，这件事是常飞虎在联系和推助。
“最后教你去签的时候，那张纸上写得还能是这个样么？”常春属于“少数派”，但他的话恰好代表了许多村民最后的一丝隐忧。但在广播通知大家去签协议的那天，这丝隐忧也彻底被打消——最终协议中涉及利益分配的关键文字真的和原来的声明中的一致，也没有设置苛刻的附加条款。就这样，村民们欣欣然签了协议，回家等着领钱。
折腾完这件事，老村长宣布自己力不从心，不能继续兼任村委书记，得把这位子交给一个能造福大羊屯的人了。这时，人们想到了常飞虎。通过传闻，大羊屯的乡亲已清楚，是常金柱的大儿子策划并促成了这一回的合作，开发商、木材商都是他联络的，谈判等事务是他去落实的，交易后村内的利益分配方案也是他向村委会提出的……难能可贵的是，是他指出这次征地与补偿工作应增强啥透明度，提高村委会的那叫啥公信力，总之这样才有了公示栏上贴的那些打印纸；公示之后，村民们涌进大院，疯狂申请种植责任区，又是他站出来，一如那次将种植责任区申请草表递到“老九”手里的挺身而出，当着众人的面倡议，应当根据各家的人数、经济状况和已申请的面积公平地分配剩余的责任区，已领到很多责任区的人家少申请一点儿，还没申请过的人家多申请一点儿，保证全村乡亲都能拿到补偿。他还主动将他们家申请的面积退掉。“反正不种树了，我们家也用不好这几亩地，留给别的乡亲吧。”此后的责任区分配工作果然避免了“抢地盘”的纠纷。如此种种，加上近来低调朴实的作风，以及此前救援遭遇火灾的李三赖子等事迹，“常金柱之子”、“常飞鹏大哥”的身份在村民们心中便淡薄了。因而，当老村长主张另举贤能，大羊屯的人想到的第一个名字就是“常飞鹏”。在村委会将他的提名报请上级之前，绝大部分乡亲已默默选定了他。
酒足饭饱，客套几句，常飞虎便与安支队长作别，赶在路上人和车比较少的时刻回到了村里。迈进小楼大门，他见父亲常金柱坐在客厅饶有兴致地挑着口袋中美国大杏仁，茶几上摆了个碟子，挑出来的杏仁都放在里面。“安副局……噢，马上得叫安支队长了，他挺高兴？”父亲问他。常飞虎点点头，问父亲：“爹，他给您打过电话了？”常金柱哼着笑了一声：“商量好了，新的场子，他六我四？”“没立字据，他不吭声？”“他敢。”常金柱底气十足地说，“地是咱弄下来的，楼是咱招呼着人盖的，场子是咱出力气撑起来的。他连本钱都不用出，就拿了大个头，谢咱的隆恩都来不及呢。再说，这种事，他好意思立字据么？”
父子二人谈及的“他”，是大羊屯村的老村长。